由于事关大局，特别是朝廷政治的走向，这段君臣的纷争，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史学家们在阅读这段纠葛的往事时，对诸多内情和隐匿不明之处，索引辨证，试图搞清真相。于是有陈寅恪先生的“关陇贵族”与“山东寒族”之争的论说，此说的逻辑是：武则天取代王皇后，标志着唐朝关陇贵族集团掌控朝政的局面被打破，来自山东的非贵族势力就此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会变革，从而告别了门阀政治。继此之后，围绕王、武嬗代之后的政治动向，有所谓庶族地主代替贵族地主、新兴地主与南北朝旧世族之争、关中贵族官僚与关外一般官僚之别，乃至重臣集团与新官僚集团的互动等等的议论（胡戢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6-37页）。
这些都是学界着力的地方，应该说比较透彻地澄清了不少的隐晦和迷暗。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相反，他认为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实际上是权力的“二元结构”，我这里还是引用一段他的原话，即：“皇帝跟长孙无忌的这次交锋，充分反映出了这个时期朝局的根本症结：君臣二元结构。名义上皇帝是政权的最高责任人，但是实际上因为有一个权臣的存在，皇帝的实际权力得不到落实。朝廷中存在着两个权力核心，皇帝与权臣。这样，就势必发生矛盾冲突。永徽时期的二元政治结构，一方面是唐高宗，另一方面是长孙无忌。”（第三讲《舅舅当家》）
既然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在处理朝政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冲突：皇帝是权力的核心，以他为主掌握政权，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舅舅的威望超越常人，他周围形成了自己的党派，控制着实际权力，这一山二虎，或借用传统的话语“睡榻之下岂容他人安身”，明摆着要起冲突的。按照这个思路，作者接着以册立李忠为太子、处置房遗爱谋反案为线索，刻画出长孙无忌权力的暴涨，特别是通过房遗爱的案件，清除政治隐患吴王李恪、高宗之叔李元景乃至名将李道宗、薛万彻等人，进而形成长孙为首的核心势力，“名义上皇帝统管一切，实际上大权都在长孙无忌手中”（第五讲《长孙的巅峰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