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苏联舞剧竟把中国马列主义传播归功于妓女

1945年为“七大”起草文件，刘少奇领导的一个组有廖鲁言、胡乔木、安子文等。搞了几个月，起草了几次，都不理想。有人提出请陈伯达执笔，又怕请不动，刘少奇说：“人家有本事，就给人家磕个头嘛！”于是，任弼时和刘少奇一起找陈伯达做工作，陈伯达果然略作推辞之后接受了。他将起草小组收集到的资料和几次初稿拿去，不到一个月，写出来了。经讨论，没做大的修改，一次敲定。

康生和陈伯达关系密切，他们都称自己是受王明“排挤、打击”的。陈伯达写东西之前，几乎总是先请示康生，康生给他出主意。陈伯达写好后，也总是先请康生审阅，然后才送到毛泽东那里。直到写“九评”时，依然是这样。康生曾打开他的柜子让我看他为“九评”准备的材料和意见，并说这都是提供给陈伯达写文章的。

康生给陈伯达出点子、供材料，为什么不自己写呢？这正是康生的狡猾之处———他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又得到陈伯达好感；更重要的是：一旦政治风云起了变化，他不留一点痕迹。

陈伯达的第一个妻子到延安不久，无法同他生活，离开他到前方去了；第二个妻子可能是抗大的一个学员，只凭听到的陈的名声，便接受了他的追求，可是到一起生活之后，她受不了了，也离他而去。似乎在此之后，他还有一次婚姻，时间更短促，女的也跑掉了。

他婚姻多变的原因，主要是他除了读书和写文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生活内容，从来想不到别人，更谈不上关心照顾别人。陈伯达的住处，我从来不愿意去，只有一次，是曹轶欧（康生的老婆）拉我去的，我才领教了一回：他的屋里臭烘烘、乱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满了书，根本无处下脚。似这等样子，谁也无法同他生活。

第一次访苏时出洋相

1949年末至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陈伯达也去了。

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到达莫斯科之后，有一次中国代表团应邀到克里姆林宫赴宴。苏联人在宴会时为了高兴，通常要找一个嬉戏、捉弄的对象，斯大林捉弄的对象通常是米高扬，这次也不例外。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中也有可捉弄的对象，那就是陈伯达。于是斯大林说：他读过《人民公敌蒋介石》，然后笑指陈伯达说：“这是个危险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