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酷吏，多半是廉吏，即老百姓所说的清官。司马迁酷吏传所列人物，张汤、杜周之流，治官治民严苛无比，杀人如麻，但就是一个小钱也不贪。张汤位列三公，属于帝国最大的高干，死的时候家产不过五百金；杜周为廷史，只有一匹马，还是瘸的。这种传统，到了清朝，也没有断了种。康熙时大大有名的清官赵申乔，就是一个典型。
赵申乔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他的清廉程度，历史上大概只有海瑞可以跟他媲美，在担任浙江布政使的时候，耗羡不取（所谓耗羡，即征粮征税过程中多征的部分，名义上是弥补征收过程的损耗，实际上远远超过，往往被官员半合法地占有），连衙门的例行公费，也剩下来，离任的时候封存留给下一任，凭他那点可怜的工资（每年155两），一家大小如果人口不多的话，活是能勉强活下来，但官场的来往应酬肯定是谈不上了。况且，自家布衣蔬食，官服带补丁，同僚看了就浑身不自在。
清廉而且简朴的赵申乔，在当时，却是个人见人怕的“官屠”，从浙江巡抚到湖南巡抚再到左都御史（清代监察部门的头子），一路走来，参掉的官员无数，多半是因为官员那些潜规则下的灰色收入——文官私自吞掉的耗羡和武将吃的空额军饷。其实，这种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是每个地方官只要想过个体面的日子，就必须要有的，单靠官俸，大概只有海瑞和赵申乔这种万里挑一的人受得了，老娘过生日，买两斤猪肉，都得掂量掂量。只是，耗羡收入和空饷有多有少，多和少，有质的分别，征得狠了，拿得多了，实际上就不是灰色收入，而等同于贪污。真要抓的话，主要应该针对后者，然而赵申乔眼里不揉沙子，只要让他碰上，拿多拿少，都没好。最令人不堪的，是他还冲汉人士大夫下手，大兴文字狱，康熙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戴名世的《南山集》和《孑遗录》语涉“不敬”和“大逆”案，就是他在左都御史任上的杰作。此案牵连三百余人，士大夫破家者无数。
当然，赵申乔也做过一些对百姓有利的好事，比如建议某些地区征粮改收银两，免去运输之苦，支持地方官遏制旗丁圈地等等，连寻官员的霉头，从理论上讲，也是对百姓有利。但在当时情况下，官员千里做官为的是财，想要官员都做海瑞势必情与理都不可能。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参将起来，旧的去了，继任者又不大可能不在税收上做手脚，饱肚子的走了来个空肚子的，未必是百姓之福。这就是为什么清代的百姓，口碑上的清官，有彭公和施公，却没有地位高得多的赵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