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苏联舞剧竟把中国马列主义传播归功于妓女

其实，陈伯达在莫斯科，就是在中山大学学习。据和他同期在中山大学的同志说：陈伯达在中山大学和谁都不来往。和苏联人之间固然因为语言不通不便交往，和中国人之间呢，因为他那福建惠安的方言，也很难交往。日常生活中，他是只顾自己，从不关心他人，于是他在中山大学实际上是“孤家寡人”。在苏联几年，他仍听不懂俄语，连个俄文“好”也说不清。那么他在中山大学怎样学习马列呢？他读的是中文书。

好“偷”文章，外号“臭虫”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使用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先是让他到马列学院去上课，但他的话学员听不懂，开会时本来讨论很热烈，他一发言，会场就涣散了。实在很难找到适合他的工作。

任弼时对陈伯达的品德是有看法的，对他不感兴趣。但因毛泽东要用他，又无法安置，在任弼时担任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时，只好自己来管，于是在中央办公厅下面成立了一个政治研究室，约20人，让陈伯达任研究室主任。有时毛泽东出题目，让他写文章，《评〈中国之命运〉》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就是这样产生的。

陈伯达担任了政治研究室主任，从不领导室里同志，只顾自己写文章，还利用研究室的同志替他搜集资料，甚至把他们写的初稿拿了去自己用，写成文章却是他一个人的。这就引起研究室的同志不满。他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这一嗜好无法改变，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个“臭虫”的外号。

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王实味反党集团”成员的成全、王里、宗铮、潘芳4人都是政治研究室的，他们是王实味的好朋友，但在陈伯达手下施展不开自己的才能，憋了满肚子的气。整风开始后，成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建议不仅要整“三风”，还要整“人风”，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意见。也有人给任弼时写信，也是反映对陈的意见。但他们的信被压下来了。于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作了进一步发挥，把本来是对陈伯达的意见，变成了对党的不满。在康生的一手策划下，王实味被打成了“反革命”，成全、王里、宗铮、潘芳被打成王实味“集团”。这些人被整得很惨，只有陈伯达，没有触动一丝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