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中国在抗旨

朝廷一意孤行

1900 年6月的一个闷热的夏夜，刚从颐和园返回皇宫的慈禧，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议题仍是那个困扰了帝国数月之久的心病——如何处理愈演愈烈的义和团运动。主抚 派在会上占据了上风，最重要的是，他们说服了态度一直摇摆不定的老太后。会议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义和团是忠于朝廷的，如能配备上等武器，加以操练，必可为 朝廷所用，为国家抵御外侮。持有异议的荣禄、王文韶等人见慈禧圣意已决，也不再表示反对，主剿派自此成为朝中“沉默的大多数”。

老太后雷厉风行。次日，总理衙门的最高领导就换成了载漪。在列强眼里，载漪是清政府内部排外、仇外势力的典型代表，由他出任这一要职，意味着北京摇摆不定的政治风向，已经完全明朗化了。这一人事变动显然让列强深受刺激，同日，海军中将西摩率军从天津出发，直趋北京。

朝廷对义和团的支持，让许多地方大员忧心忡忡。张之洞得知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并正向北京蔓延的时候，曾急电荣禄，催促他对这帮“乱民”格杀勿论。张之洞 在电中认为：义和团会挑拨清政府与各国之关系，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局势陷入不可挽回的深渊。这位晚清重臣，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将“爱国”与毁坏 “公共设施”的行为联系起来——当然了，义和团始终在宣传那些铁路和电线破坏了泱泱中华的风水。

不久，张之洞又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一起给总理衙门发电，称朝廷再不迅速行动，国家将遭遇灭顶之灾。当时主抚派已在朝中占据优势，针对企图利用义和团来对抗 列强，同时消弭民乱这种“一箭双雕”的主流论调，两位大员痛陈道：“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 追。”

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这一问题上也与朝廷口是心非。他担心严惩义和团会有丢官的危险，但 放任甚至扶持，又会得罪列强，于是采取了“中立”政策。袁世凯命下属在各州县张贴布告，鼓励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布告宣称：真正的义和团，现在都聚集 在京津地区，真正有志报效国家的，都应该赶紧往北方走，千万不要再停留在山东了。袁世凯的意思很明白，真正的“爱国者”应该去北方，仍在山东扰乱秩序的， 自然是“不爱国”的匪徒，既然是匪徒，自然可以肆无忌惮地剿杀。对此，史学家杨国伦不无“钦佩”地评论道：“袁世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敏锐，这 种敏锐使他在民国初年上升到了总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