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打老虎，唐代的这些经验可借鉴

唐代关于受贿犯罪的立法可谓严密而又完善，对受贿赃吏的处罚也极其严厉，但不能否认的是，唐代受贿行为的腐败之风也并没有彻底根除，甚至到唐代后期还愈演愈烈，其中的教训也值得我们汲取。

比如，唐代反腐败立法和措施都带有很大的特权性。唐朝法律所规定的“八议”（是有关八种特权人物犯罪在适用刑罚时的优待原则）、“官当”（凡官员犯罪，皆可以官品抵挡刑罚）、“赎罪”等一系列条款就足以证明。这些特权的存在导致惩贿法律得不到彻底执行，阻碍了依法治吏的有效运行。这也是受贿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的缘由。

例如，唐太宗时对贪腐打击很严厉，唐太宗本人“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但贞观十二年，宗室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犯赃下狱，太宗谓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马如林，欲使辙迹周宇内，游观无休息，绝域采奇玩，海外访珍谨，岂不得邪？劳万姓而乐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道宗傣料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发了一大通议论，说得也很有道理，但江夏王的处理仅仅是“遂罢官，削封邑”。宗室亲王符合八议特权标准，处理起来就只能手下留情了

唐代在惩治当时形势下的受贿罪可谓做到了有法可依，但能否发挥好其效力还要依赖于执法这环节。这对我们今天的反腐风暴，也有值得警醒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