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打老虎，唐代的这些经验可借鉴

坐赃，指非监临主司或一般人，因事收受他人财物。因无利用职权枉法裁断的行为，故而其惩罚较轻。此罪的设立主要打击的是监临主司之外的官吏，他们利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或利用与监临主司职务上的关系，或其他亲友关系，收受贿赂，缘情卖法。

“六赃”之中除“强盗”外，其余“五赃”皆与官吏腐败相关连。

唐律规定的贿赂的内容既包括财产性利益，又包括人力、物力及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所以，《唐律》中的贿赂范围比我国现行《刑法》的范围还要广泛一些。

有了罪名，还要有处罚措施。唐代对贪腐处以重法，并予以量化，《职制律》规定：官吏受财枉法，1尺杖100，1匹加一等，至15匹即处绞刑；不枉法，1尺杖90，1匹加一等，至30匹加役流；受所监临财物，1尺杖40，1匹加一等，8匹徒一年，8匹加一等，至50匹流2000里；行贿者减监临罪五等，索取财物者加一等，以职权强行索取者，准枉法论；出使官吏，如在出使地接受馈送及乞取者，与受所监临财物论罪；借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即使是接受猪羊（非生者）供馈及借奴婢、牛马、碾之类，也以坐赃论处。

唐代的绢布是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的。一匹布在唐前期稳定时期大约值200文钱上下，论购买力，可以在丰收的年景购买不到两石的粮食。这个购买力也就如今1000元不到，而一尺布则仅仅值100元不到。100元不到的贪腐额度就要面临杖打的处理，唐代法律对贪腐之严厉可见一斑。

从唐朝的一些诏令中，也可窥见当时在立法上对贪腐犯罪不止有刑事处罚，还有其余一系列附带处罚。武则天的《改元光宅诏》正式明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吏枉法受财者、监临主守自盗同“十恶”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样，都不在赦免之例。唐肃宗时，为了加强惩贪的效果，《即位敕》中进一步规定：官吏贪赃枉法者，将受到“终身不齿”，“永不叙用”的处罚。

出来处罚，唐律对受贿的赃物严格追回。凡“与者无罪”之赃，“乞索”或“强乞索”之赃，均应还主。“彼此俱罪之赃”没官。正赃已被耗费的，除“死及流配勿征”，“余皆征之”。即只有被判处死刑及实处流刑的才不征还，其他一律要征还。即使赃吏遇大赦及被降罪的，受财枉法罪仍要征还正赃。即“会赦及降者，盗、诈、枉法犹征正赃。”可见，唐代法律规定对受贿赃吏经济制裁极其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