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为“法国病”开出的药方

世易时移，虽然新时代的“民主专制主义”与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传统专制有着不可避免的“家族类似”——如其目的都是为了剥夺人们的“自主”和“自由”，使其永远处于奴役状态，但在托克维尔看来，作为一种新型的柔性专制，这种“民主专制主义”奠定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基础之上，而古老的传统术语如“专制”和“暴政”，也已不足以完整地呈现其性质、界定其特征。对于这种中世纪闻所未闻的“民主专制主义”，托克维尔描述道：

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的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的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而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控制他的是不带机构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则是革命而不是法规：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在事实上，他是主人。

那么，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民主专制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与传统的专制又有何种区别呢？

《创造自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探索》，崇明著，上海三联，2014。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崇明指出，首先，“民主专制主义”是欧洲历史上绵延数个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个人的拉平化、软弱化、疏离化，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产物。或许，在古代的僭主看来，现代的专制者只需借助于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借助于现代人对于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天然喜好，借助于民主人的焦虑、嫉妒、骄傲和贪婪的私欲，无需诉诸任何危险的暴力和艰苦的努力，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荡平疆土之内的豪强之士，一劳永逸地在民主人中间树立无形的但却沟壑森严的壁垒。这样，人民是平等了，但同样地软弱，民众是靠近了，但都无所依凭。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出于主动选择，还是出于被逼无奈，专制统治的降临都只是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