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为“法国病”开出的药方

或出于命运的偶然，也或出于隐秘的天意，寻找救治“法国病”药方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托克维尔的肩上，而托克维尔也名副其实地成为“治国”之“上医”（中医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说法）。托克维尔当然知道，这是一副政治重担，因为法国所感染的是一种世所未见的新型病毒，所罹患的是一种莫可名状的未知之症。对此，那些熟读医书、循规蹈矩的传统的国医圣手们只能束手无策、望病兴叹，就像托克维尔所尖锐地批评的那样，“他们好像那些渊博的医生，对古来的疾病了如指掌，却对他们的病人所患的新的具体的疾病一无所知。他们用他们的博学杀死他们的病人，这并不鲜见！”托克维尔深知，法国虽然罹患的是新病，但其根源却埋藏在历史深处。也就是说，为了救治“新病”，我们必须深入到“旧社会”和“旧制度”的内在机理：

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我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能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

通过对“旧制度”和“旧社会”的解剖，托克维尔发现，那个招致“旧制度”毁灭，并在“大革命”之后所建立的新的政治肉身上借尸还魂、继续兴风作浪的致命病灶，就是那种以“行政集权”和“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民主专制主义”，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很长时间以来，政府患上了一种疾病，就是那种试图掌控一切、预料一切、操纵一切的权力常见却无法治愈的疾病。”

民主专制主义的病理学

诚如让·博丹所说，“国家要得到优良和明智的治理，其头号法则就必须是观察其状况，了解每个国家的力量和性质，明辨侵袭它们的那些疾病的原因。”故而，对于托克维尔而言，为了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其首要任务便是要辨明“民主专制主义”或“平等专制主义”的病因和病灶。这既是托克维尔著述中最浓墨重彩、激荡人心、最富创见的部分，也是崇明这部著作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实际上，作为一种“政治之癌”，专制主义的病患可谓源远流长。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就曾将专制政治（又称僭主政治）定义为“以主人管理其奴仆的方式施行统治”的“变态政治”，并揭示出了专制主义“僭术”的各种秘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