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忆：与彭德怀谈话后下决心不执行“揪彭”指示

他们觉得党中央、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总的认识和表现，到底执不执行揪彭指示，要由王大宾到成都后决定。王大宾听他们汇报后，认为他们的意见有道理，决定暂不执行揪彭指示。

彭德怀 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07期，作者：阎长贵、王大宾，原题：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阎长贵，求是杂志社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王大宾，“文革”中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学生。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戚本禹通过阎长贵布置“揪彭任务”

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国防部部长职务，到1965年又亲自点将，让彭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笔者按：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时，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去西南地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经过这样开诚布公的畅谈，彭德怀就到西南三线去了。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参见《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尽管“文革”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这几句话对彭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