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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周恩来因何事发脾气 令指名道姓写批判文章

2017-10-11  点击:次  故事屋

我很震惊,我说我绝对不能学日本语,我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啊!我父亲在南京的砖瓦厂当卡车司机,死于南京大屠杀,母亲是苏北的农民,也死于日军刀下,我那时还不到5岁。

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回答说:“我什么都可以听党的话,就是不能学日语!来东语系,不学数理化,我听党的。但是这事,总得尊重我的选择吧!”我想通过诉苦改变领导的决定,但是没有用。原来,当年每个专业要配一个党员做团支书,印地语专业已经有一个了,日语专业正好缺一个。书记最后使出杀手锏,说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决定。我没办法,只好点头踏进日语专业。

一开始我对学日语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国仇家恨在心,怎么学得进去呢?后来真正的转折,是当时57岁的周总理在北大的五分钟演讲。

那时他陪同缅甸总理乌努来做一个关于佛教如何改变缅甸的演讲。乌努最后说:“我敬爱的朋友周恩来先生,他不相信佛教,而相信从遥远欧洲传来的一个主义,但是我不怪我的朋友。他不是对佛教有成见,而是他没有切身体会到佛教的伟大。如果周恩来先生能在缅甸生活一年半载,一定会像我一样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其实,听周总理讲话才是我们台下四百多师生代表的目的。我们高喊“欢迎周总理讲话!”他实在推辞不过,就讲了五分钟。那五分钟演讲的内容我终身不忘。周总理说,“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不仅要在中国贯彻,而且将来在世界上与各国的交流,我们也要贯彻。有些错误的意见也可以发表。有些国家攻击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完全是说谎,今天乌努先生不就讲得很好嘛!至于乌努先生希望我成为一个佛教徒的美好预言,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了,我遗憾地告诉你,因为30年前我经过严格的比较和选择,我挑选了从欧洲传来的主义,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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