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为何用“‘左’得发狂右得可耻”评价张国焘？

这两个例子看得人心惊胆颤。知道牛顿竟然是罪过，会打领条也是罪过，总之，有点知识就是罪过，就有反革命嫌疑——这就是张国焘的逻辑。

还有一个例子。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曾与张国焘在列宁召集的“东方和平会议”上见过面，按说很可靠了，但张国焘并不放心。王维舟回忆说，张国焘“怀疑我是知识分子”，在川陕苏区时，他不采纳我提的许多建议，他搞“肃反”时我险些遭他毒手。（王维舟《川东游击战争时期》，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张国焘杀知识分子，是与他存心剪除异己结合在一起的。许继慎、周维炯、旷继勋、曾中生等许多有知识、有卓见、有功勋的高级将领和干部，都因为张国焘认为不听话，视为异己而杀掉了。胡底是“龙潭三杰”之一，因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当众责骂张“是军阀、法西斯”而被杀害；廖承志因反对张国焘的“肃反”也差点被杀掉。

排斥知识分子与滥用工农干部

张国焘搞唯成分论，是两头走极端：一端是排斥知识分子，一端是病态地滥用工农分子。

例如，张国焘仿效码头工人向忠发被安排为总书记，也弄了个抬过滑竿的青年熊国柄当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川陕苏维埃政府内，张国焘撤掉了知识分子干部杨克明（曾任三十三军政委）的内务委员会主席职务，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张廷富；撤掉了知识分子干部张逸民（曾任旅参谋长）的文化委员会主席职务，换上一个做儿童团工作的16岁的向思爵；撤掉了政府副主席罗海青，换上了一个文盲司务长祝义亭；撤掉了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换上了一个文盲赵健章。此外，张国焘提拔的省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少华《张国焘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工农无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但如此病态地将大批工农干部、文盲干部抬上高位，换掉有经验的老革命，对革命事业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徐向前曾谈到当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熊国柄：他“人倒老实，但能力太差，形同虚设，实际上是秘书长黄超当家”。（徐向前《历史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