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为何用“‘左’得发狂右得可耻”评价张国焘？

张国焘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对共产国际这一套既熟悉又极感兴趣，执行起来像打了吗啡一样兴奋。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凡是知识分子，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即使参加了革命，参加了红军，入了党，甚至在党政军内担任了领导职务，也不可靠。在张国焘眼里，知识分子都有“反革命”嫌疑，地富子弟更是天生的“反革命”，可靠的只有工农分子。

张国焘搞“肃反”时，将这种血统论、唯成分论发展到了极端，对知识分子打击的严重程度，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据徐向前等老同志回忆，“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上过私塾的，一律严审。对这些审查对象，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张国焘还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除了审查本人，还要查祖宗三代。有的保卫干部还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老茧、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谁要是戴眼镜，口袋里别着钢笔，便极易被怀疑为坏人。（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若干老同志回忆录）

张国焘的荒唐发明：“减三加三”“四个必然”

张国焘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有两个荒唐的发明，笔者把它简称为“减三加三”和“四个必然”。

张国焘曾公开宣布：“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见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就是张国焘的“减三加三”，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红军将士的公然歧视，也是张国焘拉拢工农干部、打击知识分子干部的一个法宝。与这“一打一拉”相联系，张国焘还信口胡编列宁的指示，说列宁讲过要“两个工农分子监视一个知识分子”。（莫文骅《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这无疑是在制造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对立。（张国焘还胡编过马克思的话，说马克思讲过，“无风不起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