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忆当年:虽不挣钱 但被老乡追着看病是最幸福的
所以我上山下乡最大的体会之一,人那时候活一种精神、活一种成就感。那时候我一分钱不挣,而且搭了好多钱,把家里带来的东西都搭进去,在农村被老乡追着给他们看病,那是最幸福的一段生活。
孙立哲 男,1951年生于北京,清华附中67届初中生。知青10年,他和关家庄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们在窑洞里治好了上万例患者,做了上千例外科手术,成为全国医疗卫生界的先进典型和知青模范。现为出版人,往来美国、北京两地。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2014年12月22日C02版,口述人:孙立哲,原题为:《“文革”把我们原来期望的未来路径全打破了》
毛主席那指示发表的时候,我满17岁。
我1951年生人,11月11号生日。我名字中的“哲”字是后来改的,原来是“喆”,里面有“十一十一”,很吉祥的一个意思。原来铅字字库里没这个字。后来我成了知青典型,报纸要登我的文章,找不出这个字,就问我能不能改名儿。我说“改吧”。
很多人听见消息就走了。我是1月6号走的。那时我在清华附中,初二。
我们家三个男孩儿。哥哥大我8岁,那年是科大的学生,差一年毕业。所以他是大学到东北,也下去了。我上陕北。弟弟比我小7岁,在北京留了一段时间,后来也下到农场,在江西那边。
当时父亲因为留学美国,被怀疑美国特务审问了好几次,下放到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在那儿染上了血吸虫病。1949年他从美国麻省理工毕业后已经在通用电器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选择回来在清华当教授,清华电机系出来不少人,他学生里有一个朱镕基。
妈妈给了我一个羊皮褥子,它救了我
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是处于非常压抑的状态。“文革”把我们原来期望的未来路径完全打破了。
“文革”一开始,学校停课。我出身不好,“红卫兵”吸收不了我,我感到很大压力。后来武斗开始更乱。人在批判自己,自己所有东西被否定的情况下,总要找一个东西来替代,需要一个新的出路——不是你做什么的出路,而是你价值观的出路,你重塑理想、对未来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和你在世界中的地位。那时候在世界中的地位等于零,甚至是负数,所以还是很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