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

这种论点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农民如果还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不会造反，只有实在受不了才会起来造反。农民起义规模很大，是一个群众性运动，不完全是少数人挑起来的，实际上是王朝末期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追究战争责任，与其说农民负主要责任，不如说剥削者、统治者负主要责任。

第二，农民战争是很残酷，但是打仗是双方面的，镇压起义的统治者并不比起义者更“仁慈”，其残酷更有过之。明末战乱中有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之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曾有“曾剃头”的外号。

第三，原来的旧王朝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而且并无愿望与能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才有可能改变旧的黑暗的统治，给新兴的势力扫清道路，创造条件。这里正体现了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当然，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势力，也并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只能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尽管旧的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继之而起的还是新的封建王朝，这是农民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其他两个改朝换代的途径，“禅让”掩耳盗铃，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击那些腐朽黑暗的旧势力，为政多是“率由旧章”，少有兴革，并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而北方民族入主，取代旧王朝，他们凭借强大的武力恣行压制，很难持久(清朝可能例外，它的统治似乎更有章法)。

五、有三个矛盾，如果新王朝处理得很好，就可能出现兴旺发达的盛世；否则就可能引起社会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

新王朝建立之始，一般来说要面对三个重要矛盾。统治者如果善为处置，就会出现盛世，否则就会引起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章士钊《柳文指要》中的《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柏杨《中国人史纲》中的《瓶颈危机》一节都指明了这一点。比如，柏杨指出:

“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发过致命的政治灾难。夏王朝第四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时，也就是，当夏王朝开国后四十年左右，和商王朝开国后也是四十年左右时。夏王朝政权接连被后羿和寒浞夺取，商王朝政权也落到伊尹之手。结果虽然传统的当权人的后裔取得胜利，但已经杀人千万，血流成河，而这些后裔并不一定十拿九稳的可以得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