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中，有不少声音对徐星的触动很大。
重庆沙坪坝有座著名的红卫兵公墓，其中却有一座无辜丧生女人的墓碑。她的两个儿子告诉徐星：1968年，重庆红卫兵发生大规模武斗，在逃难的路上，母亲被山上飞来的流弹击中心脏，顿时倒下，睁大眼睛痛苦地盯着两个孩子。而此前他们为了表明是逃难的老百姓，还特意穿上了白色的粗布衣裳。哥哥见状赶紧脱下衣服向山上挥舞示意身份，未料却引来了更多的子弹，路边民居里跑出来一位好心的农民将哥俩拉入屋后的院落。而今，救人和杀人的都还活着。
在意大利使馆的看片会上，一位老人站起来说，他曾问过现在的青少年什么是“四人帮”，有说是马恩列斯的，还有说是四大天王的，答案千奇百怪。让徐星在大为惊叹的同时，也深感担忧。也许，这更表明了尽早还原历史、反省历史的重要性。
因为情书被捕后，徐星将深深爱慕的初恋对象颖滔从脑海中“删除”了。30多年后，为拍这部纪录片，颖滔特地从美国赶回北京。两人对坐，娓娓道出往事。当年老师的举动也出乎颖滔的意料，她感觉自己被欺骗了，悔恨却无能为力。机场告别时，这位消瘦的女子不住地说：“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这是片中惟一一个站出来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并表示歉意的受访者，在拍片过程中，徐星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声音。
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影片中通过受访者追忆了这件惨案，卞仲耘的丈夫面对镜头的神态与表情十分凝重，长时间的沉默无语让人感到窒息。他在妻子被打死的第二天去买了一台照相机，拍下了妻子伤痕累累的尸体。孩子们将母亲的灵堂装在一个柜子里，没人的时候才敢打开柜门哭泣。而直到如今，参与这件事的红卫兵无一人站出来哪怕道一声歉。
而徐星本人，也试图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当年那位告发他的班主任，不过并没有结果。“我一点不恨那个老师了，我只想找到他见个面。他当年也是为了自保，他的行为没有让我失去生命。而那么多在‘文革’中无辜死去的人，至今没有任何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