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菜不仅种类丰富多彩、烹调方法千变万化，而且“文化性”也是很强的，表现之一就是不管是多么普通的菜肴，都可能被冠以富有诗意的名字，如把豆腐番茄青菜汤叫做“珍珠玛瑙翡翠汤”、把黄豆芽炖豆腐叫做“金钩挂玉牌”等等，而西餐的菜名却是一眼就望到底的“某某烤鱼”、“某某炸鸡”之类；中国餐馆的名字也都是意味深长的，如“全聚德”、“菜根香”之类，不象西餐馆那样总是取“倒人胃口的‘弗雷德全日餐’、‘肯的街角咖啡屋’”。因此，即使是在国事日非的近代中国，国人对自己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饮食文化也是充满着优越感的。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中西饮食文化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农耕地区的中国人（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过去是不怎么吃牛肉的，而牛肉却是西方饮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食物原料。晚清小说《文明小史》第18回有一段从内地来到上海的人拒绝吃牛肉的描写，颇能说明问题：
一霎西崽端上菜来，姚文通吃了，并不觉得奇怪，后来吃到一样拿刀子割开来红利利的，姚文通不认得，胡中立便告诉他说：“这是牛排，我们读书人吃了补心的。”姚文通道：“兄弟自高高祖一直传到如今，已经好几代不吃牛肉了，这个免了罢。”胡中立哈哈大笑道：“老同年！亏你是个讲新学的，连个牛肉都不吃，岂不惹维新朋友笑话你么?”姚文通还是不肯吃。康伯图道：“上海的牛肉，不比内地，内地的牛，都是耕牛，为他替人出过力，再杀它吃它，自然有点不忍。至于上海外国人，专门把它养肥了，宰了吃，所以又叫做菜牛，吃了是不作孽的。”
虽然是小说，但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为我们提供了中西饮食文化差异的清晰场景。
中西方饮食文化在文化人类学上的差异，有时甚至还会引发冲突。1927年，毛泽东通过对湖南部分地区的考察发现：“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州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这里说得很清楚，牛本来被农民视为命根子，不杀牛几乎成了“宗教”。可能是由于湘潭是开放商埠、株州是铁路交通枢纽的关系，这两个城市出现了一些需要消费牛肉的外国人或“开风气之先”的中国人，湘潭一度出现了6家牛肉店，株州的商会杀了牛，触动了农民的“宗教”。随着农民运动的开展，牛肉店和杀了牛的商会受到了冲击，牛肉店被迫关张，商会被迫赔钱赔礼。毛泽东的本意是要以此说明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状况，却无意中道出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