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子 ”；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号变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反革命分子”，怎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