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显然要比李鸿章开阔新颖得多。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学过汉语，在倒幕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的改革派发起的旨在推翻幕府统治的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洋学中获得启益。1863至1864年间，他曾留学英国，时日虽短，见识却颇丰。他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据记载，他不断读书研究，直至做了总理大臣后，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连外国的新闻杂志都期期必看。
然而，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练淮军、兴北洋；开招商局、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倡修铁路……如果没有点儿真功夫，能办出47个中国“第一”？仅仅从自身文化结构上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伊藤博文照样精通儒学，乐此不疲（他的名字就来源于《论语·雍也》中的“君子博学于文”），甚至他的治国名言就是“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他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追根溯源，李鸿章的脚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如梁启超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尽管他受了鸦片战争后“经世之学”的影响，但他对西学的了解，始终停留在比较浅薄的“器物”层面上。他作为大清重臣，迫于满朝清流非议之压力，变革只敢触及器物层面，绝不敢越“中体西用”雷池半步，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如何正确对待“西化”和西方文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台湾学者柏杨比喻得好，大清朝就像一个被晚期癌症击败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认为自己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发生同等威力。李鸿章并非没有接受外来文化，但作为士大夫的主流意识，他一方面固守中华文化天下第一，另一方面也羡慕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中西文化的矛盾与不调，妨碍了他在深层次上吸取西方近代文化，这也成为他难于摆脱悲剧命运的致命弱点。他培养的西学人才，要么为军事人才，要么为翻译人才。比如他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所奏派的200余名正式留学欧美的学生，全是学习军事和工程技术等，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政治和文史等学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