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机关审讯日本侵华战犯形成的档案

1938年1月，在黑龙江虎林市，因竹内丰建议，警备司令部“责县公署强拉中国青年妇女25名”，“作为日本军专用妓馆”，并“派遣武装兵力，以武力恫吓强占中国人民房25间，充当日本军专用妓女馆”。

据村山隼人1954年12月31日笔供，他曾任日军独立步兵十四旅团小队长、中队长，兼山西省陵川县警备队长。1944年9月，在陵川县城内，部队“设立日本军慰安所，系对原有的慰安所，又撵了7间房子的居民，加以改造扩大的”。1944年10月24日，“我许可了在陵川县城内的日本军慰安所招7个中国妇女作为日本兵的慰安妇的事”，并在慰安所开张之日，对“1个15岁的少女，不管她的拒绝，强拉了推进房子里强奸，此后又干了两次。”

据高泽健儿1954年7月10日笔供，他曾任日军步兵联队队副、大队长。1939年7、8月间，在湖北省崇阳城南方某村庄，“为强奸朝鲜妇女，将警备队盘踞区域的2户房子由自治会呈交作慰安所之用。其后，迁移到本部屋内，妇女有五六名”。

1939年秋季，约1个月，警备崇阳城南方小村庄时，“强奸朝鲜妇女，其住处以慰安所的名目由自治会交出，我以下多数人都强奸了”。

1939年－1940年3月，在湖北省蒲圻城附近，“为强奸朝鲜妇女，在警备队盘踞区域以慰安所的名目（五六名妇女，李经营的）使自治会供给民房。我及部下强奸了这些妇女”。

据古川勇一1954年7月20日笔供，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他任广东省南海县伪县政府行政顾问。1938年12月，日本宪兵队“拉捕了居住在佛山市内，生活困苦的中国妇女约50数名，监禁于‘日军士兵慰安所’进行轮奸，我居佛山后继续看到设置的被害者”。

据渡边雅夫1954年8月11日笔供，1942年5月至1944年3月，他任日军第五九师团经理部军需下士官期间，在泰安的星俱乐部“诱惑监禁了16岁至25岁左右的中国人民妇女约50名，是在济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副官经营管理的，作为帝国主义军队的公开强奸而设立的，同时被监禁的妇女勿论在物资上、精神上、健康上都是遭受到在人间上最大的痛苦。”

济南军人会馆“是济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副官充当馆长的，……收容了16岁至22岁左右的中国人民妇女约15名”。“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我是军需曹长，……当时特别对军人会馆为了每月会计的检查进行了支付，收入决算书的点检，对经营上提出了意见，参加施行了对中国人民妇女的虐待或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