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识分子如何为侵略“辩护”

“国体自卫”论：西谷启治的逻辑陷阱

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7月，一场由《文学界》召集、京都学派与日本浪漫派参与的“知的協力会議”举行，会议内容于当年9、10月公开发表，1943年，创元社以“近代的超克”为名将其出版刊行。其中西谷启治的《“近代的超克”私论》，正是针对前文提到的“第一矛盾”展开的。

文章伊始，西谷首先把目标放在了“近代”这个概念上，他写道：

“所谓‘近代’，就是欧洲的东西……‘近代’乃是在中世纪结束之后、欧洲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出现的。而日本社会中所谓的‘近代’，亦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所输入的欧洲理念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这段拗口的文字隐含着三层含义：一，“近代”是一个在欧洲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概念；二，“近代”是欧洲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其本质就是对外扩张；三，日本社会的“近代”源于欧洲。

他接下来写道：

“若视个人于世界中独立存在之权利为自由主义的根本，便可理解为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合二为一……便衍生出诸如彻底的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是与这三者相对立的绝对国家主义等等，这样一来，个人、国家和世界的关系便可谓混乱不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