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识分子如何为侵略“辩护”

竹内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为了在东亚建立新秩序，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是为了驱逐侵略亚洲的西方，从而解放亚洲。在这个逻辑陷阱内，日本对于他国的侵略都是合理的，是为了解放亚洲而进行的战斗。

竹内好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魏灵学，原题：学术与战争：日本知识分子如何为侵略“辩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打响。支撑着这座名曰“日本”的庞大战车的，不仅仅是政客、财阀与军队，还有诸多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与舆论的领域之内，尽一切可能为战争寻找借口。

“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困境

1940年7月22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在为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举行的招待会上，首次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但是，“大东亚共荣圈”作为一个口号、一种理论，依然面临着两个矛盾。

首先，是“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的矛盾。“大东亚共荣计划”提出后不久，在1940年10月12日“大正翼赞会”成立大会上，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声称：“政府奉戴圣旨，顺应国际大局，并为完善高度国防的国家体制而竭尽所能。”但是，战时政府的诸多行为（例如1938年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极大地破坏了日本国民的人身权利与自由，激起民间人士的不满。

其次，是“日本国”与“被侵略国”的矛盾。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包括日本、中国、伪满洲国、朝鲜半岛、法属中南半岛、荷属印尼、澳大利亚、印度乃至西伯利亚东部等地，而这些都是遭到日本侵略的国家或地区。日本政府需要一个富有煽动性的借口来博取这些地区的政府、武装以及人民对“大东亚共荣”建设的支持。

从理论层面解决这两个矛盾便成为日本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京都学派”的西谷启治（1900—1990）通过“国体自卫”论，为政府蹂躏人民提供了法理根据；“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竹内好（1908—1977）通过“解放亚洲”论，为日本侵略他国提供了道德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