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废帝刘贺真是昏君？为海昏侯国经济大发展打下基础

《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永初七年（113）事：“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说明“豫章”“租米”收成已经相当充备，甚至可以“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等原本比较富足的地方。豫章农耕经济的开发无疑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显然，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明显优胜于北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25页）。西汉晚期至东汉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实现显著进步的原因，是由复杂的多方面的条件形成的。气候环境的变迁，也是研究者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竺可桢在1972年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其中指出：“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221-23）气候继续温和。”“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480-481页）江南地区气候条件趋向干燥寒冷的变迁，使得中原士民不再视之为“暑湿”“瘅热”之地而“见行，如往弃市”（《汉书·晁错传》）。气候环境的改善，也使得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可以在这里移用推广（参王子今《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9期）。这些无疑都成为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得以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在这一认识基点上理解“海昏”地方经济开发的背景，应当是有益的。

刘贺“就国豫章”时，“食邑四千户”，户数较昌邑汤沐邑两千户或三千户显著增益。在“削户三千”之前，海昏侯国应当有比较充备的经济实力。“海昏”地名，王莽时改称“宜生”（《汉书·地理志上》），或许亦可以体现这里是豫章郡生存条件较好的地方，也可能反映两汉之际气候变迁对“海昏”地方环境改善的影响。后世历史记忆中保存的“汉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田”的史事如果确定，则说明“海昏”地方已经可以承纳更多的人口。回顾刘贺“复封为列侯”之后的生涯，可以体会到，海昏侯国的经营，也许对于豫章郡两汉之际启动的高水准的经济开发确实有奠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