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对斯大林复杂态度：其实不愿写歌颂他的文章

毛泽东另一段话说得就更为透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在莫斯科一见到斯大林，就说出这样一句带刺儿的话：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当即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条公理。从这句似乎认错的话中，毛泽东依然嗅出这位苏联强人的某种强权味道。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指责，大多发生于斯大林逝世后，在内部谈话、讲话中，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契尔沃年科交谈时说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大都是针对赫鲁晓夫干涉中国党以及其他党的内部事务、损害中国主权、欲控制中国的图谋说的，以此批判他“旧病（斯大林之‘病’）复发”，颇有“指斯骂赫”的味道。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当着斯大林密使孙平（俄文名叫弗拉基米罗夫）的面，一再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满情绪。1942年至1945年，斯大林派孙平以塔斯社军事记者身份常驻延安。从他写的《延安日记》看，这位克格勃要员在延安的主要任务有三，即分析、研究三大题目：一、未来十年内，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完全“驱蒋”的可能性;二、毛泽东其人其事，特别是他与中共最高层其他人的斗争;三、毛泽东日后与美国拉关系的前景与限度。毛泽东曾与斯大林这名密使多次进行长谈、深谈，不止一次地影射斯大林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却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指手画脚，甚至横加指责。这种重要情报自然很快就汇报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猜疑甚至不满，与孙平所发的情报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