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梁启超为何会发出希望恢复科举制度的感叹？

这种制度现实对日本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没有政治制度意义上的科举，日本的读书人进入仕途的路被切断了，这意味着他继续去读书、求知，是来自于内心的需要，学习本身就是目的，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教养。而没有某种功利的追求，只有这种纯粹的求知欲，才能真正产生科学的精神，这也是古希腊哲学诞生的前提和背景。你去看日本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都是这样，这一点造就了日本学术人士所通常具备的批判精神，既然他的学习不是为了进入官场，所以当知识水准达到一定高度时，他对宪政之类议题就有敏锐的眼光和独立的精神了。

任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弘道书院副院长：

当初袁世凯递的那个废科举的折子，我读起来是百味杂陈的。他折子里最强调的理由之一，是外国友人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觉得科举这个制度不是文明之制。应该依靠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制度？如果是一种外来的标准，那这个标准是否恰当？从袁世凯的折子里，我们大体可以理解，当年人们对待科举之类极为复杂的传统社会制度时，为何那么容易产生激进主义情绪。

重新思考科举制的现代价值，改造和吸纳科举制的精神，恰恰是我们正面推进儒家现代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君主制、国教制在今天讲起来很难，相对而言，科举制“重建”的价值更大一些。君主制、宗族制都不是科举制最核心的条件，我认为最核心的还是“贤能选举”。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能否采纳一种比较中庸的路径，把它和民主、直接选举融合起来？这样一来，除了民意的合法性之外，还能形成更为客观的、代表社会长期形成的共识与信念的一种新选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