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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梁启超为何会发出希望恢复科举制度的感叹?

2017-08-28  点击:次  故事屋

赵峰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在中央党校讲课时,有一个学员问:我虽然是领导干部,可我也是凡人,有七情六欲,有追求财富和幸福的权利及自由,你怎么能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我呢?这不是以理杀人,剥夺我的自由和权利吗?我说:“你确实有做凡人的权利和自由,但必须把你所占据的、充当价值权威的位置让出来,让给别人。既然你现在这样选择了,就没有资格再做凡人了。用圣人标准来要求普通人,的确是以理杀人,用它来要求价值权威,却是完全正当的。”

我想说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承担的文化功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世俗教育问题,还有捍卫整个中华文明价值信仰的神圣性的问题。科举制度废除了,这是中国人的命运,想挽回是不可能的。但科举制度曾经发挥的文化功能,我们现在应该想办法接续过来,这是必须的,也是很迫切的。

还有,如今所谓公务员考试制度,严格来说,充其量只是“选吏”制度。而古代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就像现代西方的选官制度,也主要靠选举。要把这套选官制度在当代以某种方式复活还真有可能,但麻烦会很多。考试制度与选举制度相比,社会成本可能要小一点儿,但内耗成本肯定非常大。放在今天来说,科举选官制度的门槛,至少应该定在县一级或以上的政府主要官员,那才是真正的选官制度。可这样选出来的官员,恐怕很难获得像古代的县令,或现代民主选举的胜选官员那样,拥有对下属足够充分的任免权,这里面还牵扯到其他的种种体制,不容易办到。至于想通过这个办法来遏制腐败,我觉得结果只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估计作用不大。

林美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对古代日本社会方方面面影响都很深,但科举制度似乎是个例外。科举制度表面上是一种教育制度,本质上却是政治制度,是选拔政治人才的制度。日本古代的科举制,仅仅是作为教育制度存在,根本没有上升到政治制度的层面。从这个意义来说,不能说日本古代存在过科举制度。

日本古代的贵族制太强大了,贵族控制着天皇以及整个政权的运行,政权是放在“私”的领域运行的,但又有一个表面上“公”的存在。“公”与“私”两个领域的二元权力结构,往往是重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这个国家缺少普遍选择人才的土壤,因为它不需要这种方式。所以,读书的人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向上流动,你再怎么努力也进入不了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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