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忆80年代如何在一定意义上给饶漱石“平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明确表示，对饶漱石的这两条注释可以称为这部书注释工作的一个“突破”。把对饶漱石定罪的根据否定了，所谓“内奸活动”等也就不能成立了。“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起到了平反的作用”。

饶漱石 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作者：林蕴晖，原题：饶潘扬案中的饶漱石

从保留党籍到开除党籍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将饶漱石的问题定性为“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但最后的处理，还有待中央决定。

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邓小平关于党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其中饶漱石是否出席大会，要请毛泽东决定。3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经多次修改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保留饶漱石党籍”的问题，有人不同意，刘少奇就此作了解释，认为这样处理比较有利。3月19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时，毛泽东说：这个文件也搞了一年，几经反复才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即是指出他们的联盟是一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阴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说它是比较恰当些，也是合乎实际的。最终，会议同意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中央委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3月初，饶漱石在家听候处理。有一天，他家里的“红机子”电话响了（饶停职反省期间，他家的“红机子”未拆除），这本是中央机关三十九局（电话局）试打各户“红机子”，饶不知情，产生错觉，以为他的问题可能会很快解决，将恢复或分配工作，因而情绪激动，向其妻和陈麒章（饶的秘书，负责对饶管教）发牢骚说，中央还是相信他的，他没有反党……陈麒章当时负有“每周写个‘饶漱石情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的任务，于是陈随即将饶的这一情况详细向中央报告。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饶妻也写了内容相似的报告交给杨尚昆。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二人的书面汇报被作为会议资料散发给与会代表。刚听过毛泽东讲“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代表们立即把饶漱石“闹翻案”同“以特反特”的问题联系起来，认定饶的活动已超过内部矛盾范围，属于敌我矛盾，于是对饶的处理陡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