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知青忆指导员:文化不高 将张大千画当窗户纸用
“老右派”陆建东的故事,显示出他鲜明的个性——认准一条路,就一定走到头。
他说:“你问我‘老右派’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要‘砍红旗’!
“我们5连是整个5师的一面红旗。当时兵团到处亏损,但我们5连年年盈余,而且逐年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连长孙贵有头脑有办法。他知道农业和副业要一起抓,养猪、养蜂、养鸡、酿酒……什么都干,而且都找最懂行的人干。
“但是我们的指导员老郎(化名)不正派。这人是老职工,脑子好使,口才极佳,但作风败坏,和好多女知青和家属队的妇女都有两性瓜葛。兵团在抓干部作风时,有些知青找我反映指导员的问题,有的是受害者本人,有的是她们的男朋友。说指导员把女知青带到土豆窖边上,推下去就欺负。我气不过,写了份检举材料,和另外两个掌握全面情况的人一起,把老郎告到了团政治处。”
陆建东告诉我:
“想搞清楚郎指导员的这个案子不那么简单,涉及的人很多,而相关人员和老郎的关系也不一样。要是我拿不出证据,就成了诬告,得罪了老郎和一批和他关系好的知青,以后在连里的日子该怎么过?
“还有一点很重要。5连是50团的先进连,把指导员扳倒了影响太大,对兵团的工作不利。但兵团对迫害女知青的案子历来很重视,只要有人检举,就不会置之不理。团里很快派了一个工作组到5连来调查情况,组织股长老关、保卫股孙干事都来了。他们按照我们举报的十三个案例,按顺序一个一个地查。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了解此事的老职工老李变节了,他在工作组下来之前把我们举报的事透露给了郎指导员,精明的老郎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反调查措施。工作组的调查方式也有问题,他们只询问老郎本人,并不和受害人接触。我坚持要求工作组去找受害人做调查,这样就形成了工作组和检举人之间的情绪对立,这次调查最后没有收到任何实效。我一看这事情要不了了之了,坚决不答应,马上给团里和师里分别写了信,反映工作组有包庇老郎之嫌。
“在此期间我还有另一个更大的举动。1973年秋收时,连队的喇叭广播了李先念副总理对兵团的批评,说兵团的生产形势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连里广播这个消息,意思是说我们5连在兵团是反例,经济效益越来越好。我听了很反感,认为5连的干部中有的人烂掉了,我们不应该用生产效益这一俊,来遮其他的百丑!于是我在1974年初写了一份‘御状’,直接寄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并请他们转交李先念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