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失败和艰辛

当然了，我这是有点难为自己。我大学学过国际经济，但这和真正做企业完全是两回事。我为了养这头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欢、起码是不完全热爱的事情。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传媒系统已经非常完善，你只要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就可以了。但上世纪末，中国传媒从过去的僵化体制到逐渐开放，它需要很多鲜活机制在运作、成长，才可能有市场，才可能有个体的创造。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也许再过30年，我就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了。

吴征一开始就是鼓励我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个转型极其困难。而让我摔了个大跟头的，正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我的文化理想的冲动，远远大于我的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我在阳光卫视创建的最初，就没做好商业判断上的准备。一开始我就按照整个电视台的建制，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创节目，每年几百个小时。其实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纪录片是一个小众市场，又是基于一个境外卫视不能够完全落地的现状，我当时应该更多地以采购节目为主，减少制作成本，尽量不要做这么多的原创和这么大的制作中心。

这就说明我在商业上的幼稚。我还记得，当我兴致勃勃地让吴征去参观我刚刚建好的制作中心时，他吓了一大跳，当时他就跟我说，我没想到，你们拉了这么大一个摊子，是要出事的。

前后有5年的时间吧，我很累。现在看来，一开始这个公司其实从资本运作上也存在问题。那几年，我哭过很多次。吴征他是知道我的，我有这份文化理想。最后说服我放弃的还是吴征。他说，文化理想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方式，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的商业模型又出了问题，出于投资人利益考虑，你也应该学会放弃。我一开始不愿意面对和承认，前后有3年，反反复复。我也跟他吵过架，埋怨他做出了错误的商业决策。

有一次，在上海的家里，他很严肃地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必须要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退出就是对这个事业、投资者和现有平台的一个最好的、负责任的方式。

他这些话对我是很大的刺激，让我觉得，我得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自己。我终于作了决定。2003年夏天，我把阳光卫视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