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记我家的保姆李佩

7月份，一天内我们居然搬了三次家。家什才卸车，一声指令，装车再走。原因是押送”移交“田家英家属的中央办公厅干部，嫌母亲机关给反革命家属安置的房子太好了。

我平生第一次坐卡车，从西城转东城。单纯的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屈辱，只会玩呢。可阿姨心里明明白白。直到落日，也没找到一处那位干部认为”适合“的房子，我们只好临时住进妇联一进门的大汽车库。

多年后，母亲在《回忆实录》（未刊稿）中写道：”批斗后，没有一个人理我。我去上厕所，看见二英（我的小名）在厕所外边洗手，我很奇怪，她为什么在这里，趁吃饭时，留心观察。见李佩带着小英、二英、家义，住在汽车库里，啊！原来把她们也赶出来。真可怜，我流下眼泪。“

由于父亲被定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母亲成了妇联领导层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给她扣上了”修正主义分子“、”和丈夫开黑店，卖黑货，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顶顶大帽子。

批斗中，××（妇联的一位主要领导）在台下忽然大喊：”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就是大右派！“这声喊如同号令，人们一下把母亲揪到台下按下了头，吼声骂声铺天盖地。

好人往往比恶人觉醒得慢。这次批斗下来，母亲才醒悟，她已被定成敌人了。

我们的家，最终安置在灯市东口妇联职工大杂院一間十二平米的平房和一个废车库。母亲住车库，阿姨带我们住平房。

母亲在《苦难的十一年》（未刊稿）中记述：”住在汽车库，空气很坏，光线很暗，晚上没有台灯，无法看书，常常躺在床上想问题。我认为自己历史简单，出身清白，没有功劳有苦劳。现在的处境是受田家英问题的牵连。下放劳改，到农场，我都不在乎，但家里的事，必须处理好。保姆得辞退，不能连累李佩了。“

和阿姨分手的时刻，是那样的撕心裂肺。

那天，全家在房门口小桌上吃饭，母亲把阿姨叫到屋里。似乎听见母亲在说”走“，我伸长了耳朵，是母亲的声音：”孩子们都大了，不用照顾了，她们可以自己生活了。“这是托词，阿姨怎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