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亲情守望
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据说，这里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只有杨绛一家。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
“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回忆说，“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钟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个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两个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杨绛在“菜园班”，当时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钟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看他的妻子，杨绛把自己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