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逃离蔡康永

蔡康永在那里遇见跟他很不一样的人，“我有时被轻视，有时被重视；有时被耍，有时耍人；有时狡猾，有时天真。我知道有些人的流浪不快乐，有些人的流浪是不得已。我的人生里，当然也有些小规模的流浪是不得已、不快乐的，但是在LA的这几年我很自在。”

学成归国，蔡康永怀抱着“拯救国片”的巨大理想，一心投身电影业。看看履历：他当过大学老师，台湾世新大学电影语言、风格评论讲师和传播学院制作中心副主任；做过专栏作家，主攻电影评论，比如《联合报》；是电影编剧，谢晋执导的《最后的贵族》编剧是白先勇和蔡康永；是许鞍华《客途秋恨》的策划和制片经理；当过台北电影节的评审；写过一个不大像剧本的剧本《阿婴》，一部诗意的鬼片，最后由王祖贤来演。

他和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接，却在行进的途中不断思考。“我离开了，因为最后发现导演会拍什么样的片子和编剧没有丝毫关系。看到李安《色戒》的时候，心里也会有一些遗憾，当时为什么不坚持一下。但我不是一个这么有耐心的人，为一件事等待十年，我会犹豫。”

而他学习过的关于电影的那些事情，没有浪费过，它们存在于他的每一份工作里，包括主持。

逃离电视，别在里面找养分

之后他继续在各种行业中游离，找寻最舒适妥帖的自我。终于得人推荐从电影人的身份彻底抽离，进入了电视主持界：《两代电力公司》，请叛逆期的青少年和父母辈一起到现场来谈辛辣话题，两边的价值观有巨大落差，引发好看的争论；《真情指数》，政界高官、商业名流、文化名人、艺术大家都是他的座上客，“以前会很好奇，究竟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做了真情指数之后变得比较放心一点，”他笑言，“原来行政大长官也会担心小孩有没有学好；有几百栋房子的生意人也会烦恼晚餐的菜色……我突然惊觉，原来我们是一样的人。”

2004年，他碰上了当时已经过气的女星小S，两人共同主持搞笑综艺访谈节目《康熙来了》，当年即以无厘头的风格获得巨大成功，双双成为台湾最受欢迎的男女主持人，一红就是8年。

渐渐，这个读书人又开始筹划逃离。他不止一次告诫所有人，电视是一看即忘的娱乐方式，别试图从里面吸收养分。他也不止一次地讲一个故事，“如果有只鸟唱了一段生命里最好听的歌，可当时没有人听见，然后小鸟死掉了，那它到底有没有唱过这段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