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后犯错商人为何不怕被罚款而怕作检讨

哄抬花圈价格受到严厉处罚

当年教育工商业者，为了警醒许多小商贩，还经常提起一个著名的例子：“斯大林逝世时，一些小店的花圈抬高价出售，曾受到处分……”

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签订停战协议，和平出现曙光，建设面临高潮，保证物资供应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仍然是经济战线的头等大事。那年3月5日，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突然逝世，全中国也一下子陷入了悲哀之中，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纪念活动，北京的花圈自然一下子脱销、紧俏起来。就在这“全世界劳动人民无限悲哀的日子”里，却出现了极不协调的事情，崇文门外上四条及西单几家花店趁机“哄抬斯大林逝世花圈价格”，顶风作案。照说商家投机，历来如此。可是在新中国、新社会就不可以！别说这些刚从旧社会过来的小商人，就是许多大人物也完全想象不到！抬高价格者，立即受到了严厉的惩处，除了接受罚款之外，还要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

要说商人厚起脸皮，罚款不在话下。可是要交“检讨书”，在那个时候可是“最要命”的。经过了“三反五反”，最怕沾上“奸商”二字，要公开书面检讨，以后还怎么混呢！那时的观念是不怕罚钱，就怕开会作检讨！于是，有几张几十年前的“检讨书”，把几家商户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例如“和记花店”的王某某痛写检讨书，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今日将我所做的对不起人民的劣迹坦白，求大家谅解，只因斯大林大元帅逝世引起各界同志哀切追悼所用的花圈，在那时所买的所定的均是争先恐后，致使吾们应不敷求之际，吾亦未体会到哀切，尚且趁此机会将价提高到四倍之多，牟取非法利润……”

1953年的这起“哄抬斯大林逝世花圈价格”事件，其实金额并不大，但是发生在“三反五反”以后，引起特别重视，影响不小。当时的北京市工商联几乎具有绝对权威，对于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处理，从教育与惩罚并重，走向了以政治教育为主。犯错误作检讨成了最普遍的办法，而且极为有效，这在今天看来，真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