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个王禹偁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历史学家汤因比

一

这是个非常奇特的朝代。以武力借“兵变”夺权立国，立国后却以文治国，以文兴盛，以文灭亡。一方面，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军事实力却弱不胜敌，在与辽国和西夏对抗中长期处于劣势，议和后年年大国向小国进贡，数量惊人；经济上十分繁荣，但政府国库却异常空虚，经常入不敷出。

由于军事上“积弱”，经济上“积贫”，这个朝代被历史学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这个朝代，便是北宋。

然而，北宋又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科技最发达、文化教育最昌盛、文学艺术最繁荣的时代。

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曾达到300亿美元，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科举制度盛行，教育发达繁荣。北宋通过改革，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仁宗在位41年，单由进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从宋太祖朝后期起，举人经礼部省试之后，还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录取才算合格。一时间“天子门生”遍天下。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被世界认可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使用活字印刷术三大发明都产生在北宋。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都市里繁华的生活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相媲美甚至有过之。

在文学艺术上更是名人辈出，登峰造极，堪比盛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文学艺术高峰，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学方面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明代学者宋濂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韩愈、柳宗元为唐人，其余六人均为北宋人。”北宋词人众多，佳篇迭出，可以说是词的花海盛宴。着名的词人就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范仲淹、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等。而柳永、苏轼、李清照更是璀璨夺目，光耀华夏。书画方面也是地位显赫，成就斐然。以帝王之笔取众人所长独出己意创造出“瘦金书”的宋徽宗，书法可说是别具一格，极具个性色彩。宋徽宗本人从客死他乡到书法万古流芳，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宋太祖赵匡胤被称为南柯一梦就“黄袍加身”的皇帝，他用武力和阴谋夺了后周的政权，却害怕历史的复制和重演，便“杯酒释兵权”，建国后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广开言路，百家争鸣，“言不杀头”。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前朝都大。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造成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命上有保障，为宋朝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

北宋还有很多很多奇特，不仅在文学、书画、科技发明等领域，即使在哲学上，也出现了以“北宋五子”周敦颐 、张载、邵雍、程颢、程颐为首的一批理学家，他们以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着重探讨义理和性命之学，称为理学，又叫道学，超过唐代，影响深远。

北宋的奇才，更是旷世。不说别的，就说苏轼，文学上是一座高峰，连书、画也是一座座丰碑。人品、学识、才情、胸怀……更是全职全能，天下无双！

当我们登高望远，面对滔滔江水，会禁不住高声吟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我们中秋佳节合家团聚，望着皎洁明月，会禁不住深情吟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我们徜徉在庐山风光中，会禁不住感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沉醉留连西湖美景，会禁不住发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当我们遭遇人生的无常，会禁不住发出无奈的叹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挫折，会禁不住宽慰失意的自己：“回首向来潇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旷世奇才的苏轼让天下人折服，而奇特的北宋偏有个王禹偁堪与苏轼媲美，只是，他比苏轼早了三朝。而且，无论才情、性格、学识、仕途，他都应是东坡的老师和前辈，我们不妨从王禹偁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中找寻苏轼的影子。

二

北宋学士院（翰林院）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上班施才的地方，地位高，品位高，待遇好，与皇上和国家的决策层相处在万人之上，太宗皇帝赵匡义就很羡慕学士院，当着皇帝还想着当个翰林学士。只是翰林院在编人员有限制，只有少而又少的六名。王禹偁就在太宗至道元年(995年)，走进了这个至高至上的翰林院，任翰林学士，直接为皇上秉笔服务。

王禹偁，生于后周太祖郭威显德元年，公元954年的秋天，卒于宋真宗赵恒咸平三年的1001年秋天，享年48岁。祖籍澶渊，今河南的濮阳西，生于山东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世代务农，标标准准一个农家孩子，并且是一个以磨面为生的苦难的农家孩子。

却说王禹偁跟着父母以磨面为生，因生于乱世，王禹偁的伯父、叔父离散后相继死于战乱。亲人离散的伤痛深深刺激着这个家庭，虽然社会动荡，家境贫穷，父母对王禹偁还是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咬着牙送他上私塾接受教育。王禹偁聪明又上进，一边帮父亲送面一面抓紧业余学习，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禹偁九岁即能诗文。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劳其筋骨的同时，也会赏赐天大的机会。王禹偁就有这样的机会。

开宝四年（971年）的一天，16岁的王禹偁像往常一样，背上磨好的面往客户家中送，他没有想到的是今天的送面，自己的人生将揭开新的一页。

这次送面的客户是济州团练推官毕士安（938—1005），后官至宰相。毕士安当时33岁，而立向上，性情豁达，乐善好施。他见送面的少年眉清目秀，虽是寒家子弟却彬彬有礼，就有爱惜之意，问他：“读书识字否？”禹偁答道：“读过一点。”。一番交流，王禹偁应毕士安的要求写下一首《磨诗》：“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

石磨本来厚重，笨拙而默然，但可贵的是能持之以恒、不偏不倚地承载物体并围绕磨心旋转，磨损自己，口吐美好，奉献众生，这正是厚德载物的最好象征。而磨借人力，轻轻一拨，便是转向和转身时。这里，出身贫寒的少年王禹偁显然以石磨自比，他不仅内心厚重坚定、自强不息，更渴望有慧眼赏识着力，去发展美好的未来。

毕士安进士及第，又有很高的情操和道德追求，读后不仅赞叹不已。这少年十六七岁竟然深明人生哲理，还有守正的道德追求，不同凡响，难得，难得！他当即决定把王禹偁留在家中，亲自教他读书做人。虽然毕士安当时只是一介八品小官，每月薪水也仅够养家。所谓；世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

太平兴国四年（878年）秋天，24岁的王禹偁，省城解试成绩虽然名列前茅，但却没有通过殿试。他有些沮丧低落，毕士安再次鼓励、援助，这个从磨坊走出来的孩子注定与众不同，注定内心坚定。

他振一振年轻而不丰满的羽毛，决定勇往直前。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30岁的王禹偁终于进士及第，但因没中甲科而与状元、榜眼无缘，以乙科成绩被派往单州成武县（今山东菏泽成武县）充任主薄。官虽然小，但心可以很大，很高远。因为工作出色，王禹偁一年后就得以擢升，升任长洲（今江苏苏州）县令。有趣的是，王县令怕后老者因主薄官小事杂又受气而沮丧寂寞，情真意切地专门写了一篇官场新人工作感言，即《单州成武县主薄厅记》。王禹偁在文章中说：“君子为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贵贱，在于坚持道义，更要有为民利民的实际行动。比如圣人孔子当年同样做过中都宰、鲁司寇之类的低级官员。”“主薄的工作虽然繁琐，但辅助县令与宰相辅助帝王的道理相通。只有深明此理，才会有公心，才会坚定地追求心中梦想。”看看，王禹偁有一颗多么高远真诚的心。要知道，这是在1000多年前的北宋！我们今天的副职、秘书处、办公室的公务员有没有这个心胸和心态？

王禹偁在县令任上还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雍熙二年（985年），北宋王朝准备第二次北伐，田粮税赋和军费接踵而至，而这一年，长洲受灾，庄稼普遍欠收。百姓几乎交完所有口粮后，全县任务缺口仍达一万七千贯，约合人民币350万元。江南一小县，虽是鱼米之乡，百姓困惫无比，350万元绝不是个小数目。如再挤压，好多百姓就要背乡离井、家破人亡。王禹偁以自己的个人名誉和人格魅力，硬是从本县和邻县的富商大户手中如数借来，为国家出了力，为百姓解了急。王禹偁赢得了长洲的民心。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遭到了官场诋毁，说他沽名钓誉，博取直名罢了。

自古至今，从来不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别人说三道四甚至口诛笔伐的情形，更不缺乏居高临下充斥道德优越感肆意品评别人的人，惟独欠缺真正的人文关怀和人心温暖；袖手旁观的看客心态已使人心麻木荒凉，更何况落井下石，污蔑诽谤。王禹偁一度很悲哀，他说“我没有知音”。但人心向善，常州的百姓知恩，他们是知音。百姓们感念王县令的为民情怀和慷慨援助，第二年收成后都早早把债务还上。

在长洲的三年中，王禹偁以为民之心和敢于担当之精神赢得了民众拥护，还因所写诗词追求白居易的平白近人、杜甫的现实主义文风而成为姑苏人们心中的偶像。

看这阕《点绛唇·即兴》——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细雨绵绵，恨意难消，天色微暗，愁绪堆积，但雨中的江南景色依旧很美丽。水边村落，湖畔渔市，袅袅升起一缕孤零零的炊烟，那么淡，那么细。

一行长途跋涉的鸿雁，在那水天相连的遥远的天际，远远望去，款款飞行，好似列队首尾连缀。此时凝望这搏击长空的大雁，谁能理解我凭栏远眺的胸意！”

名动四方，京城，天下。

这就是王禹偁，留下来的词仅此一首，却以清丽的笔触描绘出清新的江南雨景，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征鸿抱负和难以被人理解的孤独情绪。

三

那个懂文知书甚至有些爱文抑或羡慕翰林学士的宋太宗赵炅，两次北伐失败后，转向抑武重文，以文治国。他大兴科考，延揽天下人才，尤其看重诗词家高手、文学高才，于是，宋朝的文风词风昌盛发达，国运虽不长，宋词却千古。

端拱元年（988年）初春，东京汴河两岸的垂柳芽苞尚未显鹅黄，朔风还有些寒冷，王禹偁便和邻县县令罗处约一起被召入京，擢升禹偁为右拾遗兼直史馆。右拾遗——咨询建议官员，小言官，意思是捡起皇帝的遗漏（政策失误），专挑皇帝的毛病。

直史馆为官署名，掌修国史。宋以史馆与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其官员并称馆职，为文臣清要之选。右拾遗兼直史馆，两个官职都不大，本应赐五品绯服，为示皇帝恩宠，王禹偁特赐文犀带。

进了朝廷，也就进了风雨地带，甚至是风口浪尖上。王禹偁时年35岁，35岁的王禹偁想找点事情做做。他想自己是个史官，就应该为编修国史所点事情。他去找监修国史的宰相吕蒙正。他对吕蒙正说：“相公，史馆好久没有修史了，在这样下去，工作就要荒废了。”吕蒙正深知修史的意义，更值道治史的风险和凶险。迟迟没有答复。王禹偁等不及了。他再次上书吕蒙正说：“相公曾说，史笔之难有三，一要有文才，二要有学术，三要有见识，难道馆阁这么多人的才、学、识还不足以吗？”经过争取，王禹偁终于得到编修端拱元年的日历，还与其他人一同校正《三史书》。

王禹偁得到了喜爱的阅史编史修史工作，也做出了成绩。他要向司马迁学习，成为后世评价《史记》的赞誉那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想错了，朝代不一样，皇帝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北宋不是大汉，赵光义也不是汉武大帝，年轻人的苦头在后头。

因为工作积极，成绩斐然，诗词俱佳， 书生王禹偁成了皇帝赞赏近身的人。端拱二年三月，正是春暖花开之时，又是一届贡举的殿试，皇帝要亲试考生。临考前，赵炅特召王禹偁赋诗一首，意在让高手给考生做个示范，也显摆皇帝身边人的优秀。王禹偁当然不会让皇帝失望，脱口而出一首，赵炅皇帝看后大喜，说：“这首诗不到一月就会红遍天下。”即拜王禹偁为左司谏、知制诰。这首诗的内容是什么？宋史和王禹偁传中没有，其它也查不到。暂且不管这首诗有多好，反正经过皇帝一忽悠，王禹偁马上红遍大江南北。这一年王禹偁36岁，可谓一举成名天下知。

说来也怪，一个人未成名时渴望成名，一旦成名，又会被成名所累，并会遇到种种烦恼，王禹偁也是这样。

自从王禹偁被当朝皇上点名赞赏后，一夜之间，全国众多文学青年和求学士子都蜂拥而至，声称请王老师指教或批改作业。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贡举考试或谋个好仕途。王禹偁虽然关心文学青年和有才士子，但因水平参差不齐，人品更有高下之分，自然不能统统点拨甚至推荐。得到帮助的，满心感谢，得不到指点提携的，满腹牢骚，甚至还得罪不少人，各种流言蜚语都有。众多王粉中，王禹偁最看重并推荐的有两人，一个叫丁谓，一个叫孙何。王禹偁不但欣赏两人的佳作，而且还与他们唱和应答，并且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当朝的宰臣高官推荐。这两位也不负王老师一片用心，到后来都进士及第。尤其那个孙何在淳化三年（992年）高中状元，而且是连中三元（解试、省试、殿试三轮考试都是状元）。这位青年才俊不久升为三品大官，丁谓也逊色不多，和孙何同年进士及第，名列第四，后来的仕途中炙手可热。

有意思的是王禹偁和孙何都是极端地排斥佛教的人。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经过南北朝的兴盛发展，隋唐时已达鼎盛。后经大唐高僧玄奘法师遍参天竺数十国取经，并在大小乘各派均取得最高成就圆满归唐后，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经典都渐渐翻译到了汉地。此时的东土，各大宗派纷纷成熟，高僧辈出。尤其大乘佛教在中国的辉煌实践与隋唐盛世交相辉映，世界佛教中心也渐渐转移到了中国。

北宋太宗皇帝赵炅极力推崇宗教，尤其推崇佛教。在他朝中曾置译经院，同时编修《大宋高僧传》《三教圣贤事迹》，可算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北宋高僧曾有“四虎”，都受到赵炅的国级接见与尊崇。

虽然国家政权不能强制性地打击取缔宗教，但用国家之力推崇倡扬宗教同样不可取。而王禹偁和孙何公然经常批评佛教害人，大力主张淘汰佛教徒，他们不但与皇帝的主旨不合，而且坏人衣饭，如夺性命，他们自然得罪了北宋的皇帝和北宋的和尚们。

四

王禹偁的第一次被贬缘于他的书生意气和一次人品上的见义勇为。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淳化二年，庐州（今安徽合肥）有女尼叫道安的来开封府状告高官徐铉与她弟媳通奸，其时徐铉已七十多岁了，而道安弟媳又为徐铉妻子的外甥女，按称徐铉应是姨夫。开封府查无此事，就将道安械送庐州。未料道安又跑回开封府，击鼓再告徐铉写信求情，又告开封府判官张去华官官相护，不治徐铉。可谁也没料到的是，此事太宗皇帝闻之，竟然不加分辨，更不对道安诬告治罪，反将徐铉、张去华两位三品大员降为从八品的闲散小官。种种异常表明徐铉得罪皇上不轻，知趣的人都心知肚明不予吭声，惟有正直的书生王禹偁不顾一切，强烈要求惩治无法无天的妖尼，淘汰佛教徒。

而这徐铉，正是南唐李煜朝的江南显官，曾做过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和韩熙载齐名的江东名士徐铉。他和弟弟徐锴均精通文字学、书法，谓之江南“韩、徐”。

中国士大夫缺少正直的人文情怀却不缺少群小和落井下石者，看皇帝不高兴了，噤声不说，还说了王禹偁很多坏话，比如不提携广大文学青年只搞小团体小集体了，骂和尚尼姑了，都把砖头扔向王禹偁。既然群情汹涌，皇帝只能顺应民意把王禹偁贬了。赵炅一句话，王禹偁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从八品，虽属于散官，按理可领薪酬一半，可不知何故，赵炅不叫付给王禹偁分文工资。这和后朝“乌台诗案”中苏轼被贬黄州又何其相似！

王禹偁自己还没缓过气来，就被贬到几百里的深山老林来了，而他还在惦念着刚刚去世的亡友——英年早逝的同年进士，同为县官、同为史官、同为知制诰仅仅33岁的好友罗处约留下的孤儿寡母了。他在《哭同年罗着作》诗中说：“荒凉故宅何人住，寂寞孀妻即日还。一岁婴儿安健在，巨源虽在谪深山。”

佛家本是慈悲为怀，王禹偁虽不信佛，却不缺这种悲悯情怀。一朝天子，一言九鼎，弄不好会使人家破人亡。那个被贬的徐铉在被贬当年就因风寒去世了。写到这里，只能叹息一声。

王禹偁被贬到商州（今陕西商县）的大山里，这年他38岁，正值中年。王禹偁没有工资，却要养活全家十来口人，包括妻子儿女、75岁高龄的父亲及兄弟姐妹。王禹偁没有被吓到，他发扬了磨面出身不怕吃苦的传统，他号召家里人厉行节约，从事生产自救，同心同德摆脱困境，共度难关。他甚至想到如果不能维持生计，可卖掉跟随的马匹甚至变卖行李财物。他给弟弟王禹圭、只有十几岁的长子嘉佑讲，近代有为名人叫柳公绰，虽然位居显贵，但一到灾难之年，全家每顿只吃一个菜。我们更要节约，大家齐心协力就能度过难关。他带领全家积极垦荒耕种，为鼓舞大家士气，他写了一首一首的加油诗，共五首，命名为《畲田词》。

其一

大家齐力斸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

各愿种成千百索，豆萁禾穗满青山。

其二

杀尽鸡豚唤劚畲，由来递互作生涯。

莫言火种无多利，林树明年似乱麻。

其三

谷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乱入云。

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

其四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

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其五

畲田鼓笛乐熙熙，空有歌声未有词。

从此商於为故事，满山皆唱舍人诗。

刚到商州的春天，王禹偁还有些伤感，半年过去了，全家日子温饱，田园静美，山色秀丽，一家人和乐融融。王禹偁心情非常开朗，甚至打算永久做一介山民，远离喧嚣，远离权杖官场。

他还同儿子一起学习杜甫的诗集，有兴时依着杜诗的风格、意境写上几首，有一首《前赋〈春居杂兴〉》“命屈由来道日新，诗家权柄敌陶钧。任无功业调金鼎，且有篇章到古人。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从今莫厌闲官职，主管风骚胜要津”大有杜诗风骨风韵。儿子阅读时，甚至分不清是父亲的还是杜甫的。

在商州一年的时间里，王禹偁写了不少山水诗，这首《村行》是其中的一首。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王禹偁成了一个快乐的农民诗人。

淳化三年春天，在被贬整整一年时，王禹偁接到调令，朝廷要他去解州任知州，解州是关羽的故乡，虽也贫穷，但恢复了工资，一家人又算欢天喜地，笑逐颜开了。

淳化四年（993年），王禹偁满40岁。赵炅意将他召回京城继续当谏官，又怕他性格过于刚直，令自己难堪，特命宰相代为训诫。赵炅说：“禹偁文章，独步当世，然个性刚直，不能容物，你等宜召而诫之。”这一年，王禹偁被召回继续当知制诰，又加薪升官。

至道元年（995年）春天，王禹偁再擢升为尊贵的翰林学士。只是：他仍是“知错”不改的王禹偁。

夜来小南风，五月麦垄黄。大宋京都东京周围的麦粮一望无际，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朝廷上下已闻到了麦香。就在此时，太祖孝单皇后崩，时年43岁。这个女人17岁册封皇后，无子。由于宋太祖驾崩当晚和其他近臣谋立太祖次子，太宗的亲侄子赵德芳为帝，随遭赵炅嫉恨。赵炅即位的二十年来，一直没少制造政治迫害，宋（姓宋）皇后一直过得战战兢兢。

六年前也就是端拱二年（989年）五月，宋皇后父亲去世，为了给生父一个合适的封赠，不得不“泣血上言，请加褒赠”。赵炅面上对这位嫂嫂特别开恩，但宋皇后沦为一个无夫、无父、无子的弱女子已是悲惨的事实。很巧的是，王禹偁为宋太师撰写了神道碑，文中对宋皇后的今非昔比、孤寂处境隐隐表现了同情。如今，宋皇后去世更是遭遇刻薄冰冷的对待，除了未能葬于夫君之侧，其灵柩也只能暂迁放到故燕国公主的府第，不能入土为安。群臣更没为她戴孝，照样红红绿绿，歌舞升平。

无疑，这是对她当年立帝“多事”的严厉惩罚。

这些事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是人人不愿获罪赵炅，谁都不吭声。

书生王禹偁出场了，他戴孝为宋皇后鸣不平，而且是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感叹：“皇后曾经母仪天下，应当用旧礼，不该这般对待。”别说是皇帝，别说是皇权比天大的古代，就是放在今天，一地一县一个单位一把手也不会让你这么做。何况赵炅是皇上，一个还算有所作为的皇帝。

得罪了皇上，后果可想而知。

赵炅闻讯后气坏了，书上说“皇上震怒”。赵炅想不通啊，王禹偁，你怎拿着朕的高官后绿，反帮着前朝一个失势的女人说话呢？你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不怕我降了你的职，砍了你的头！

赵炅如此雷霆万钧，家人自然又要跟着王禹偁受苦了。不到几天，王禹偁就因谤讪之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至此，他只当了一百天的翰林学士。

这硬是在宋朝，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文人谏官的先训，而赵炅又爱才惜文。要是在其他朝，书生的头恐怕早就被“咔嚓”了。

王禹偁走后，赵炅依然恼怒不已，他对宰相吕端说：“人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曾多次告诫勉励王禹偁，令他多加检点多做修炼。但他的行为举措，丝毫没有长进，难道学士院这等尊贵之处还能让他再来吗？”

世上本无十全十美的人，赵炅贵为天子皇帝，虽不能善任，但还算知人惜才，不然，王禹偁的人生恐怕就没有下文了。

五

从至道元年（995年）春天到997年的三月，王禹偁贬守滁州整整两年，二年来，他勤政爱民，宽简施政，与民同命，深得滁州人景仰。后来的着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也来任滁州知州，写出了着名的《醉翁亭记》，使滁州一下子名响天下。王欧两人也被后人称为滁州“二贤”。

就是这位金銮就学士来淮南任职还不到三年，刚过不惑之年就已是满头白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王禹偁的白发正是忧国忧民忧家忧出来的。年迈的父亲逝于他乡，未能归葬故乡；眼下太宗仙逝，真宗赵恒刚即位，国家战火未消，家国之忧，人生失意一起涌上心头。

好的是新君赵恒刚即位，王禹偁再次因刚正不阿又富有文章才名被召回东京，再为知制诰。知制诰等同于宰相的秘书，用赵炅的话说，要修几辈子的福分才能得到这份荣职。因此一般人不管多有个性，一旦来到宰相或者皇帝身旁（翰林学士），多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但王禹偁不领这份情，依然一如既往地献计献策，批评时政。

不久，王禹偁请求编修《太宗实录》。他上书曰：“修史有助治国，因故奏请修《太宗实录》。”

从神话传说时代到三皇五帝，尧舜禹禅让，历史传承多在口口相传。自从家天下之后，修史是一项政治使命，要服务于当朝，歌颂还是批评，贬褒颂扬，得以当今圣上的马首是瞻。眼下，太宗刚逝，尸骨未寒，前朝老臣今朝新臣都在，儿子要帮老子修史，自然要找一些忠于先帝、熟悉先帝的史官。王禹偁是先帝贬下去的，想当年曾令先帝暴跳如雷，所以无论文学成就多高，再有史笔，也不能进入《太宗实录》写作班子。集贤院大学士钱若水任总编辑，再从三馆选拔五位有才华的人充任编辑。

咸平元年（998年）秋天，在钱若水领导下，实录院只用了九个月就完成了《太宗实录》八十卷。

《太宗实录》编修完了，但赵恒对《太祖实录》不满意，赵炅在位时也对《太祖实录》不满意。父子俩心相通，《太祖实录》就要重修。

聪明过人的大学士钱若水很明白当今皇上的心意，深怕一人编了五十六卷《太宗实录》的年轻才俊杨亿过早卷入政治漩涡，遂让杨亿以母亲年老为由，以尽孝外出做官去了。

年轻才俊杨亿躲开了，王禹偁大无畏走来了，而且很快就出事了。

王禹偁曾经说过，一名优秀的史官要有文才、有学术、有见识。时年45岁的他虽然几经沉浮，但记录历史的真相，济世救民的热情，像司马迁那样成为一代史家的愿望一如既往，磐石般坚定。

既然得到编修《太祖实录》的机会，王禹偁就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出两月，就成书十七卷，修完了太祖开国之后四年的实录。王禹偁还没来得及缓口气，毁谤随之而来。有人检举王禹偁包藏祸心，实录过程中重太祖轻太宗，甚至对太宗皇帝有微词，这正戳到了真宗赵恒的痛处。好你个王禹偁，果然对先皇仍耿耿于怀。皇帝赵恒气得浑身哆嗦，命立即把王禹偁逐出实录院，削去知制诰荣职，贬到黄州。

好像黄州就是钦定的大文豪大学士贬谪流放的地方。若干年后，苏东坡也被贬到这里，成就了“大江东去，浪淘尽风流人物”前后《赤壁赋》千古绝唱。

六

据王禹偁自己回忆，咸平元年（998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是大年除夕、合家团圆之际，自己被勒令立即离京，开始人生的第三次贬黜。那个晚上，回首东京，正是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心中无限凄苦，眼中也满含泪水。

别了，东京，东京梦华，一介书生一生逐梦向往的地方。自此，王禹偁再也没有回过东京。一贬再贬的遭遇给内心坚定的王禹偁沉重的打击，他发出了胸中不服的感慨：“一生几日，八年三黜！”

不过，人一旦将自身放置在历史的长河中，就会觉得个人荣辱、人生失意不值一提，就会变得豁然开朗。王禹偁虽然没有成为史家，但已具备史家情怀。他在致皇帝的一封信中不无坦荡：“品行高的人容易遭遇嫉恨，名气大的人容易遭遇排挤。我出言必求良知，议事必求正直，所以得罪群小，招致毁谤。”

失意的王禹偁没有失掉书生的追求和道德修炼，来黄州（今湖北黄冈）的第一个月，就重修了黄州的孔庙。他说“难道先师是凶神吗？”今天黄冈成为奥赛冠军和高考的胜地，应该感谢和记着1000多年前这个尊师重教的王禹偁。

一年很快要过去了，王禹偁新盖了小竹楼。时常披着鹤氅，带着华阳巾，手捧《周易》，焚香静坐，修身养性。有时站在小竹楼上，观看风帆沙鸥，烟云竹数。有时小酌几杯，微醺飘然，顺便送送夕阳，接接素月，江山如画，人生如梦。东京在王禹偁的心中渐渐如地平线上的一抹晚霞，虽高地相望，但暗流涌动，浮华肮脏。那不是干净赤子待的地方，更不是追求精神?a href=http://www.jpgushi.com/gsdq/fenshou/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分手Ｏ唐蕉曛星镏梗?6岁的王禹偁遥望家乡和明月，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黄冈竹楼记》，又名《黄冈新建小竹楼记》。黄冈的明月，那一晚更明了。

因为精神高远，文笔优美，感情真挚，后人将这篇美文选入了《古文观止》

咸平三年（1000年），王禹偁谪居黄州已经二年，其时北宋与辽、党项西夏同时交战，时局非常艰难，王禹偁忧心忡忡，屡屡上书建言。与此同时，他的身体状况也愈来愈差，给友人信中说“发白目昏，居常多病。”他担心自己即将不寿，想将平生所作文章结集，经整理，共有三十卷。

为给集子起名，精通《周易》的书生占了一卦，得乾之小畜。乾象为“君子以自强不息”，注解为“君子以懿文德”。他认为自己没能实现济世救民的理想，勉强文可饰身吧，故取名《小畜集》，时为咸平三年十二月。

文可饰身，古代官文一身，王禹偁虽是官员，却是着作等身，也以文名。尤在北宋初期，王禹偁可谓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八年三贬，政治失意，却得以远离京都的矫情与华丽，保持清新、健康、朴白、自然，不事雕饰的文风与真情。他的笔下，既有乡村的美丽，更有怀念故乡的忧郁。仅留存的一首词《点绛唇 即兴》因情绘景，风格清丽，感情质朴，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两宋的词境。

除文学成就外，王禹偁更多的是对古代知识分子人品良知的引领作用。他为官敢于直言陈谏，为史，坚持尊重事实，为民，敢于为民请命，责己担当。虽没能拯救陷于积贫积弱水火中的民众但有着难得的知识分子的崇高道德与良心。“事上不曲邪，居下不谄佞，见善若己有，嫉恶如仇雠。”他是北宋的先声，之后的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为文为官，多少都带有他的影子。

但王禹偁没有后来者苏轼的修炼和幸运。他没有在读书着述中，去掉自己身上的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稳健端庄、谦逊平和的一己正气；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中，养成虚怀若谷、朴实自然的平民气；在接触底层的劳动中，去掉认死理、不识时务的莽撞气，养成刚毅坚强、韬光养晦，讲究方法和策略的领导者。

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也不能假设：如果苏轼的出生和王禹偁颠倒一下呢。但之后的范仲淹、苏轼身上确实看得见王禹偁的影子。

又是五月麦垄黄的时节，王禹偁，这颗伟大干净的心灵在忧患中停止了活动。这是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他48岁。

世上已无王禹偁。疏远也好、贬谪也好、仇恨也罢,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王禹偁，从今往后，北宋的朝堂上不用再担心有这位名人“愣头青”的批评甚或刺耳的声音了。他过早地谢世对他本人也好，对北宋也好，都是一种解脱。

但，耳是顺了，国势和命运能顺吗？公元1027年，东京梦华不在，徽、钦宗的王朝不在，北宋的一切一切，都不在。都随着马背下的铁蹄碾压着泪水和血水，从北方一直流到南方，长江以南。

一切，如“滚滚长江东逝水”。只是我会记着：北宋有个王禹偁，有三十卷文集，有48年质地高洁、忧国忧民、刚直不屈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