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第一神童晏殊

一

若要在一个太平盛世找出一位太平宰相，首推北宋的晏殊。

若要推出北宋第一神童或第一才子，亦非晏殊莫属。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这是一个神奇的神童之乡，若要追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临川神童、第一个抚州籍的宰相，依然只能从一个人开始，晏殊。

晏殊降生时，北宋开国已三十年，从太祖赵匡胤开创的建隆之治，到太宗赵匡义的太平兴国——这既是太宗登极后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实际上也是他追求的治世境界，太宗在位二十一年，从登极之初的“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到屡战屡败后的守内虚外，而历史对他的评价是不善武功，治政有为。他在进一步巩固皇权的同时，也将一个帝国带进了一段相当长的太平岁月。

一个未来的太平宰相，就降生于这样的太平岁月。英雄不问出处，神童不问出身。若从身世看，晏殊既未生于诗礼簪缨之家，素无书香文脉传承，然这个小吏之子，也不知是何来造化，五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这不是神童又是什么？但若说晏殊是北宋第一神童，别姓人氏又难免会犯嘀咕，在晏殊之前，就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神童，那个“将相兼荣谁敢比”的寇准寇相爷，年方七岁竟脱口吟出了一首“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五绝，而且是一直传诵到如今的千古绝唱。寇准已经够神了，但晏殊比寇准还神乎其神，他吟诗的年岁比寇准还小两岁。但遗憾的是，却未见晏殊五岁时吟出怎样了不起的诗、七岁又做出了怎样了不得的文章？但他的神童名声，又确实比寇准大得多。寇准既是神童也是顽童，而晏殊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童。又看别的神童，虽说神奇，但在科举功名上并未占到什么便宜，如寇准，也是每日抱着四书五经苦读、从州试、省试、殿试一步一步地考上来，才于十八岁进士及第，但晏殊这个神童却如骐骥一跃，一下就越过了科举之途的关山重重，一步登天就直接进入了天子亲自主考的殿试。

此时，宋真宗赵恒还算年轻，三十六七岁，他也是历史上最看重读书和读书人的天子之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他说出来的一句名言，后来又演绎成民谚了，可见影响力有多大。他的意思很明白，目的很明确，对于天下士子，读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科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为自己挣来“黄金屋”的富贵、“颜如玉”的幸福；对于一个王朝，则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为国择仕，让天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在一个文治盛世，国与士的利益似乎高度默契和一致的。这是一个觉悟很高的皇帝、深得人心的天子，又显得那么儒雅与仁慈，然而很多考生一睹天颜，顿时方寸大乱，浑身哆嗦起来，有的颤抖得连手中的三寸羊毫也攥不住了。然而你看看神童晏殊，却透出一种为阳光与圣恩所抚慰的安详与淡定，几乎看不出丝毫的心理压力。为了更接近当时的历史真相，这里还是援引《宋史》的描述：“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正是这样一个细节，让晏殊在芸芸众生中第一次为天子所正视，他那沉静从容的姿态，他那“援笔立成”的文章，还真是让真宗皇帝多看了几眼，否则，就不会有《宋史》接下来的一句交待：“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

就这样，晏殊在他十四岁那年就提前得到了多少士子穷其一生也得不到的进士身份，并且提前穿上了官服，从此跻身于食皇粮、领俸禄的朝廷命官之列。当然，他此时的官职还只是一个级别最低的起步官，“擢秘书省正字”，从九品。后世黄庭坚诗中曾有这样一句充满调侃意味的诗：“正字不知温饱未？”可见其品位薪俸有多么低微，最多也就是混个温饱而已。但几乎所有进士入仕后都是从此起步，晏殊与众不同的，是把时间大大提前了，与那些同龄人相比，他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起跑线，从此一路领先，一直处于领跑的位置。——这里不妨拿他与他日后的至交范仲淹比较一下。范仲淹比晏殊年长两岁，此时还寄宿在一间僧舍里，“划粥断齑”，几乎是以自虐的方式在彻夜苦读。不能不说，晏殊这个神童实在是太幸运了，但反思之，却又未免是一种不幸，他以这种过早的、超常规的方式登科入仕，也必然让他过早地告别了一个少年的正常生活和成长过程，再也不可能有那种植根于旷野的、生机勃勃的生长。又看古往今来那些个神童的命运，日后大多没有什么出息，甚至早早便提前夭折，这无疑是揠苗助长的一种结果。说实话，这也让我替一个天才少年接下来的命运下意识地捏了一把冷汗。

又好在，真宗还真是一个特别细心周到的皇帝，对神童晏殊呵护备至。他深知一个少年此时还不可能进入复杂的官场去打拼，便特意把安排他入秘阁读书。所谓秘阁，就是宫廷藏书阁，实为皇家藏书馆和宫廷阅览室。就在晏殊出生的三年前，端拱元年（988年），那个以倡导“开卷有益”而着称的宋太宗便在崇文院中堂置秘阁，收藏三馆书籍真本及宫廷古画墨迹等，并设置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职。对于一个酷爱读书的士子，能够在皇家图书馆当差，这还真是最理想的安排，尤其对于一个少年才子，这更是最佳安排。而对于晏殊，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不必再为科举功名而苦读，他的阅读是没有功利性的、纯粹的“悦读”，也就能感受更纯粹的快乐。

为了让一个神童能够健康成长，宋真宗又特“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也就是暗中观察晏殊的举动，看他都与什么样的人交往相处。对此还得简单地交待一番。直史馆的主要职责是掌修国史，宋以直史馆与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其官员皆称馆职。这样的官衙是清水衙门，但凡进入秘阁或馆阁者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坐的虽是冷板凳，却“为文臣清要之选”。一个直接原因是，由于皇帝时常来秘阁读书，这些馆阁官员可以经常见到皇帝，为皇帝挑选、推荐书籍，皇帝在读书中有什么疑问，他们还要悉心解答，在某种意义上说，馆阁官员也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如此一来，君臣之间就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在交流中甚至可以捕捉到一些最高层的秘密，更有被天子赏识的可能。而你一旦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一步登天的机会就降临了。很多官员都是通过这一平台，后来得以超升为宰执大臣。

尽管前程似锦，但遥想一个少年藏身于那高深的、如密室一般秘阁里，依然让我倍感压抑，他不可能再有童言无忌，也不再有一个孩子顽皮的天性，他必须从头开始学会穿官服、听官话、办官事，学习官场的繁琐礼仪、规则或潜规则。他的少年时代已经被提前埋葬在了故纸堆里，只能在那些线装的卷轶里寻找人生的答案。一张长年不见阳光的脸颊浮现在我眼前，像纸一样苍白。

对晏殊言传身教的陈彭年，既是他的江西老乡，也是一位幼时聪颖、勤学不倦的大学者，深得真宗器重。晏殊入秘阁读书一年多，陈彭年对他十分赏识，也遵命向真宗皇帝一一如实禀告。真宗听了陈彭年的禀报，对这少年才俊“每称许之”。一个天子的称赞从来不是白白的称赞，十五岁的晏殊又获得了一次“召试中书”的机会，——这是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特殊方式，由皇帝亲自将一些特殊人才、重要人才或信得过的人才召来身边面试，哪怕是摘桂夺魁的状元郎，若要进入内阁，一般也要经过“召试”这一关。宋朝内阁置中书若干人，职事繁杂，如典章法令之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还有宫廷膳食、祭祀礼仪等，都有诸位中书各司其职，实际上是天子的侍从。晏殊召试中书后，先任太常寺奉礼郎，又迁光禄寺丞，两年之内竟屡获提升。

十八岁那年，晏殊又“召试”了一次，这对他一生是非常关键的一次召试，——召试学士院，“授集贤校理”，在集贤院校理经籍。两年后，年方弱冠的晏殊又迁着作佐郎。唐宋在中书省设着作局，“郎二人，从五品上；着作佐郎二人，从六品上”。这个级别还真是不低了，一个神童在登科入仕之后，仅仅五六年就就冠冕堂皇地穿上了六品朝服，真是羡煞天下士子。而当晏殊超升太子舍人时，更让多少朝臣羡慕嫉妒恨。很多比晏殊有资历的，官当得比晏殊大的，还有自觉学问比晏殊好的，一个个都挺不服气，连当时的执政大臣也有点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皇上怎么会如此看中一个嘴上无毛的小子？但真宗皇帝认准了，晏殊就是太子舍人最适合的人选。说来，这又得看当时的背景了。此时正值宋真宗的“咸平之治”，赵宋王朝历经太祖对江山的缔造、太宗对江山的巩固，而到了宋真宗初年，又加之寇准在澶渊之战中以战逼和，与契丹（辽）缔结了澶渊之盟，大宋帝国天下承平，海清河晏，一个在太平岁月酿造的繁华盛世据说已盖过了盛唐，而天下第一等繁华之地自然是京师，在一路迤逦的汴河两岸，是一幢接一幢的酒肆，一桌接一桌的摆起了流水席，大宋天下，仿佛有不散的筵席。而最有幸福感的无疑是那些食皇粮、领俸禄的文武百官，每日退朝之后，便呼朋引伴，宴饮游乐，享受人生的盛筵。事实上，这也是天子恩准的：“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

既然是皇恩浩荡，让你去享受美好生活，你不去享受，那是你傻。而晏殊呢，他还真是有些犯傻了，在这歌舞翩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中，他每次退朝回家，几乎足不出户，不是在灯下读书，就是与兄弟们一起探讨诗书。对于晏殊的表现，别人或许没有注意到，但天子竟注意到了。真宗对这个神童一向是关注的，哪怕他已长大成人，嘴上都长出胡髭了，也一直没有远离天子的视线。在一个充满了狂欢的浮华世界，一个沉静端庄的读书人形象，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真宗既在自己内心里赞叹，也对那些个不服气的的朝臣说出了他缘何要选择晏殊为太子舍人的缘由：“近闻馆阁臣僚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惟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

宋真宗一句话让疑问顿释，也让那些不服气的人都心服口服，而真宗本人心中却还有疑问，晏殊这小子除了手不释卷地读书，难道就没有一点燕游之情？对这个疑问，晏殊在拜谢皇恩时，却也自觉地道出了自己的一番真言：“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这一席话还真是晏殊的真心话，他也很善于去蔽，在不经意间露出敞亮、本真的天性。对于解读晏殊其人，这也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细节，他这样掏心掏肺的言说，其实已与孩提时代那种赤子般的纯真有很大的不同。少年时代他以直言无忌的方式表露了他的率真个性，而此时，他则以一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实话实说，既诚实地正视自己的内心，也坦诚地正视人性和欲望，如此，才能打心眼里扣动了天子的心弦，也让那些“嬉游燕赏”之辈显得情有可原，这正是晏殊精明之处的精明，智商里边的情商。他不但是高智商，也是高情商，无论是对天子微妙心态的把握令人惊叹，还是对同僚的兼顾，他都极善于用真心话来制造出某种最佳的语境和效果，而从人性出发比从道德出发更能打动人心。设想一下，如果他此时说出一番道德君子的高尚话来，也许会让皇上夸奖几句，但绝对不会有这样扣人心弦的效果，甚至会在同僚中落下一个假圣人的名声。从晏殊接下来的人生仕途看，这也是他一生的成功秘诀之一，他既懂得侍奉君王的大体，又善于以平常心去琢磨人心，也就能把话说到一个恰到好处又恰如其分的分寸，天子也就对他越来越信任，于是“眷宠日深”；而同僚也没有把他视为一个另类，于是左右逢源。

当晏殊年近而立，又获得了一次极为重要的超升，“为翰林学士，迁左庶子。”

翰林学士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庶子则为太子侍从官之一种，“以左右庶子”分隶之，正五品。这是比照朝廷左丞右相而设置的机构，类似影子内阁，以便使太子提前就明了并掌握他日后统治的朝廷是一个怎样的政治框架。但从历史事实看，晏殊所扮演的角色又不只是影子内阁的一个影子，从“入为太子舍人”到“迁左庶子”的数年间，“帝每访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纸细书，已答奏，辄并稿封上，帝重其慎密。”——真宗皇帝每次将要召见晏殊之前，都在巴掌大小的纸片上写上他要问及的种种政事，交给晏殊解答，晏殊则用蝇头小楷一五一十地写上自己的意见，在答奏完毕后，就连同底稿一起密封好呈交皇帝。这也的确是国家的最高机密，而晏殊的谨慎缜密也让真宗皇帝更加信任。而他的奏答，很多都被真宗采纳了，成为了国家的政策，这一张张巴掌大小的纸上，承载着大宋帝国的江山社稷。

一个十四岁入仕的神童，在历练十余年后，至此已被一个天子“倚为股肱”。

二

可惜，宋真宗还来不及对晏殊委以更大的重任，就于天禧六年（1022年）驾崩了。

接下来将是宋朝历史上一个在位时间最长的天子继位，宋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一年。但他即位时才十二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将由另一个人来执掌。

谁来摄政，一开始就不是悬念，先皇真宗驾崩时已立下了遗诏，将由章献明肃太后奉遗诏垂帘听政。章献明肃太后，即真宗皇后刘娥，一个“狸猫换太子”的千古传奇就是由她一手制造，而被她以一只狸猫换来的太子就是宋仁宗赵祯。一个太子和他生母李宸妃的命运由此让天下人欷歔不已，而刘后则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像女巫一样阴暗而邪恶的形象。在历代皇后中，刘后也是极具传奇性的。她的身世，她与宋真宗（还是皇子时）的浪漫爱情，她从一个银匠的媳妇晋身为帝国皇后的经历，还有“狸猫换太子”的传奇戏曲，几乎是一个传奇接着一个传奇，这个女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

这里还是从她垂帘听政说起，她是宋朝第一位摄政太后，从此为宋代女主临朝称制开了先河。但太后摄政在宋朝之前早已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何况还有先皇遗诏。然而，问题也正是出在遗诏上，宋真宗显然对刘后也防了一手，在遗诏中命刘后“权听政”，这个“权”绝对不是权力，而是以暂时代理，“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也是暂时性、代理性的。这就给权力留下了既可以想象也可以利用的空间，当然也是刘后比较心虚的地方。而此时，主宰朝政的宰相丁谓、执掌军事的枢密使曹利用等也各怀鬼胎，“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意思是，他们都想独自向太后上奏言事，言下之意也就是想利用刘后而专擅朝政。而在真宗驾崩之前，那个“将相兼荣谁敢比”的元老宰相寇准已被刘后、丁谓和曹利用等联手扳倒了，这这样一来，满朝文武已无一人拥有寇准那样崇高的威望，也就没有制衡宰相丁谓和枢密使曹利用的力量。

眼看朝廷将要陷入大臣擅政的危局，——这是宋太祖开国以来一直高度警惕和防范的，此前的赵普、寇准等都因其有擅政之嫌而屡遭罢黜，而此时丁谓和曹利用有这种可能。但朝臣们在丁、曹二人的威慑下，或唯唯诺诺，或在背后窃窃私语，谁也拿不出一个对策。在这特殊的历史关头，特别需要有政治天赋的人出现，而一个有政治天赋的人，一般都有第六感官，越是在众人都感到非常棘手的某个节骨眼上，越能捕捉到某个政治机会，这个机会随时有可能擦肩而过，也随时有可能唾手而得，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被晏殊一下抓住了。他提出了一个其实并不新鲜的建议：“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表面上一看，这还真不是个有多少创意的点子，早在唐朝武则天时就出现了，“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武则天）。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那么，晏殊此番谏言的高明处又在哪里呢？

这里不妨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分析一番。晏殊的谏言，一是正中刘后的下怀，让刘后产生了某种政治联想。这也是有历史事实为证的。看看仁宗即位后使用的两个年号，就明白了，仁宗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天圣”，拆开了就是“二人圣”，如唐之“二圣”，意即太后与当今天子同为圣上；又看接下来的一个年号：“明道”，一个“明”字，明明白白就是天子与太后日月同辉。而刘太后还真有效法武则天以女主登极的政治联想，她曾试探性地问过几位心腹大臣：“唐武后何如主？”结果是，一个以耿直着称的朝臣给了她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唐之罪人，几危社稷！”刘太后听了此言，脸一沉，良久默然。自此，她再也不提这样的话题了，可能是预感到自己效法武则天的难度实在太大了。不过，以她摄政十余年的权势，后世也常以她与汉之吕后、唐之武后相提并论，但史称她“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她还算做得没那么过分。这里且不说刘太后如何居心叵测，只说晏殊的谏言所达到的效果，很明显，刘后对垂帘听政是非常赞赏的，而群臣也觉得这主意还不错，至少可以以此阻隔太后和丁谓、曹利用这两位宰执大臣过于亲密、直接的面对面接触，这之间倒不是隔着一道薄薄的帘子，而是以“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而阻止了他们“各欲独见奏事”。如此一来，太后称善，群臣亦称善，而晏殊在一片从善如流的称道声中，估计又该得以提拔了。

果不其然，在太后垂帘听政之后，晏殊很快就从正五品超升正四品，迁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宋代官员的品秩特别繁琐，每一个品级又分为多个层级，以一个九品官为例，就分为从九品和正九品，而一个“从九品”还要分为从九品下、从九品和从九品上三级。若对宋代的官制不大了然，也就难以了解宋朝的官场生态，更难以了解官场的丛林法则。晏殊从正五品直升正四品，不是提拔了一级，而是越级提拔，也就是所谓超升。按说，他应该满意了，但刘太后还不满意，她替晏殊抱屈，晏殊既是太子旧臣，如今太子登极为帝，他到现在还是个四品官，这是朝廷对他的恩惠不够啊，朝廷欠了他的债啊，于是乎，刘后又给晏殊加官给事中，随后又将他超升为正三品的礼部侍郎。这下该够了吧？但仁慈的太后觉得这样还不够，还亏待了晏大学士，未几，又将晏殊超升为枢密副使，这晏殊第一次跻身于二府大臣之列。刘太后对晏殊可真是恩重如山，而晏殊也真是官运亨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从一个五品太子舍人如坐火箭般超升为国家领导人。于此可见，决定一个官员命运的，更多的还不是政绩，而是政治策略，一个下属若能提出一个让主要领导人正中下怀又能让众人一片叫好的政治策略，也就体现出了他高度的政治智慧，自然也就平步青云了，抵达属于他的政治高度了。

然而青云之下即是深渊，若是把握不好，又会一个跟头栽下来。这种不幸的命运，还真是在幸运的晏殊身上很快就发生了。就在他超升枢密副使不久，就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把他的大恩人大贵人刘后给惹恼了，他也就活该倒楣了。

晏殊又为何要反对擢升张耆为枢密使呢？先看看此人有何来头。

张耆，初名旻，字元弼，开封人氏。在一个以文驭武的文治盛世，此人并非科班出身，“年十一，给事真宗藩邸”，意思是说，当年真宗还是襄王时，张耆就是真宗藩邸的一个小马弁。真宗登基后，这小马弁因天子的宠幸而步步高升，曾任天雄军兵马钤辖、武信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出判陈州。而太后竟然要将这样一个小马弁出身的武夫超升为枢密使，凌驾于晏殊这个大学士头上，又怎么能让晏殊服气？晏殊旋即以“以文驭武”的大宋基本国策为依据，上疏反对张耆任枢密使，可谓是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可他怎么就不了解一下，这个张耆不止是真宗的一个小马弁，而且是太后的心腹。如果说他上次的谏言正中太后下怀，这次的上疏则直戳太后最隐秘的心疾。当年，不守妇道的民妇刘娥与襄王赵元侃（真宗）还处在偷鸡摸狗的阶段，东窗事发后，刘娥无处藏身，据说就是在张耆家里躲藏了十五年。而晏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不知太后与张耆的这一段隐私，就没头没脑地弹劾起张耆来了。不过，太后也不是一般的妇道人家，城府极深，她并未因晏殊弹劾张耆而将他立即罢黜，她还要找到一个同样理直气壮的理由，将这个有眼无珠的晏殊罢黜得心服口服。

天圣三年（1025年），不知日月，晏殊奉命陪太后去玉清宫上香，大约是接到懿旨时过于仓促，他出门时竟忘了带上一个绝对不能少的政治道具——朝笏，便打发仆从赶回家去拿了送来，等到那仆人赶来时，太后的辇驾已经出发。对于一个朝臣，这是非常失礼的，晏殊感到一个大臣的体面与尊严丧尽了，简直太丢人了。他气急败坏地从仆人手中接过朝笏，对着仆人就是恶狠狠的一击，那可怜的仆人一路上是跑来的，此时正张嘴直喘粗气，脸上突然挨了一棒猛击，顿时嘴裂血迸，又连血一起吐出了两颗打断了的大门牙。——透过一个血腥的历史细节，一个温文尔雅的晏殊亦如他那突然的一击，一下就突显出了他狰狞而残忍的另一副面目。后世中一些无良之辈还为他百般辩解，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他对下人太狠毒了！想想那个宋太宗、宋真宗，对他们那些侍从、马弁多么仁慈啊。晏殊对下人如此狠毒，让很多朝臣也非常忿怒，赵宋王朝是一个崇尚仁治的王朝，岂能姑息这种心狠手辣的不仁之人？很快，晏殊对下人的残忍不仁的暴行就遭到了御史弹劾，而太后看了御史那气愤填膺的奏状，既为那仆人而悲，又因晏殊之举而忿，一怒之下，便将晏殊“罢知宣州”，这还真是罢得晏殊心服口服，也让朝野上下连称该罢！

一个少年得志、一路青云直上的神童，在入朝二十年后，终于栽了一个大跟头。他也该到地方上去磨砺磨砺了。这也是他第一次被贬逐出京师，在贬知宣州数月后，那个仁慈的刘太后似也渐渐冷静下来了，又念及晏殊毕竟在她垂帘听政的合法性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于是又给他挪了一下地方，迁南京留守。北宋的南京，也就是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此地也算是一个王朝的龙兴之地，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王朝曾任归德节度使，治所在宋州，开国后，他便以宋为国号。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追念太祖“应天顺时”缔造大宋之伟功，将宋州升为应天府，又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再升应天府为南京，从此商丘便位居北宋陪都地位。

南京的显赫政治地位，自非宣州可比，而南京的应天书院，为当时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更是宣州府学难望其背的。晏殊一向热衷于兴教办学，他一边筹措资金，增辟学舍，扩大规模，在硬件上大手笔投入的同时，一面四处延揽名师，而最迫切的是要物色一位年富力强又学富五车的大学者，来执掌应天书院的教务。恰在此时，范仲淹因母亲病逝，回南京家中丁忧守制三年。这三年，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晏殊与范仲淹的一段缘分，晏殊恳请范仲淹出山，若范仲淹能应承此事，至少能为应天书院执掌两三年教务。而范仲淹义不容辞地应承了，这不止是他与晏殊的私情，更在于，应天府还是范仲淹的母校。对于范仲淹，这纯粹是尽义务、做义工，按宋制，一个朝廷命官在服丧期间虽不能外出为官，但襄助地方，则是朝廷允许和鼓励的义举。在这三年里，范仲淹殚精竭虑，把应天书院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也给主政南京的晏殊挣够了面子，更给他俩都挣来了一段柳暗花明的前程。

天圣六年（1028年）冬，范仲淹丁忧服满，经晏殊推荐，授秘阁校理，这是范仲淹入仕以来第一次登上一个可以直接与天子打交道的政治平台。未久，晏殊的贬官生涯也告一段落，迎来了他人生仕途的第二次辉煌，又一次跻身于二府大臣，“召拜御史中丞，改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为三司使，复为枢密副使，未拜，改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从这一段历史交待中可知他这一次的职位变动频繁，而在这一连串头衔中，最终又落实到了参知政事这一要职上。参政知事和他此前担任的枢密副使平级，都相当于如今的副国级，却与宰相同处执政的地位。此时还是刘太后摄政，由此可见刘太后对晏殊的恩幸依然不菲，愈加隆重。

然而，这又是一次短暂的辉煌，第二年，晏殊又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第二次被逐出京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正史对此的记载很简单，“太后谒太庙，有请服衮冕者，太后以问，殊以《周官》后服对。太后崩，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徙陈州。”——其实，事情本身也很简单，太后朝拜太庙，一些阿谀谄媚之臣再三恳请她穿戴衮冕，而衮冕是皇帝在祭天地、祀宗庙等重大典礼时穿戴用的礼服和礼冠，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该不该穿戴上这样的衮冕呢？太后心里也没有数，也有可能是心里有数却明知故问，而晏殊曾任太常寺丞，对这方面的礼仪再熟悉不过了，太后问他还真是找对人了。然而这个问题却是一个看似简单又很不简单的大难题，若这位大学士一味的迎合太后的心机，又有点不识大体了，既对国家大体无法交代，更对历史无法交代，晏殊毕竟不是后来蔡京那样的大奸臣，对身后名也是看得相当重的，他绝对不想留下历史污点。一个士大夫，既不想留下历史骂名，又不敢得罪太后，这还真让他犯难了。但晏殊毕竟是一个智商与情商双重超高的大神童，他当时的反应非常机敏，随即以《周官》中的后服礼制回答了太后，“天子衮冕，负斧依。”他虽说没有直接回答，实际上也是谏阻刘后恪守本分，同时他也恪守了一个士大夫的基本原则让自己保持了一个士大夫最低限度的良知与尊严。

而一个疑问紧接着一个疑问，如果说晏殊此次被贬，是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而忤逆了太后，那么晏殊又怎么会在太后驾崩后才被贬呢？太后驾崩，仁宗亲政，这就是说，将他贬逐的并非太后，而仁宗若以晏殊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而将其贬逐，又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有点不合历史逻辑。若要把这一段历史交待清楚，还真不容易。

宋仁宗赵祯还是太子时，晏殊入为太子舍人，实际上就是赵祯的老师。按说，仁宗亲政，对他这个老师应当“倚为股肱”，然而仁宗却对他有些怀恨，就是他这个老师，当年提出了“垂帘听政”之策，让太后获得了长期擅政的合法性，结果尾大不掉。仁宗年幼时，太后摄政也无话可说，可仁宗成年之后，都二十出头了，太后还没有一点还政于帝的意思，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吱声，唯有秘阁校理范仲淹不顾人微言轻，执意上书朝廷，几度敦请太后还政于帝。范仲淹还曾给晏殊写信说：“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倘进用于时，必有甚于今者，庶几报公之清举。如求少言寡过之士，则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举。”——范仲淹这样的危险举动，让晏殊极为恐慌，他既担心范仲淹的命运，更担心自己的命运，毕竟范仲淹是他举荐的，如果范仲淹不顾自己的小命而惹火上身，必然会殃及他这条更大的“池鱼”。为此，他对范仲淹大为光火，指斥他太鲁莽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太没有政治觉悟了。但一向尊重晏殊的范仲淹这次却寸步不让，还要得寸进尺，直接向太后的最高权力发起挑战。结果可想而知，范仲淹随即被逐出秘阁，直贬为河中府通判。

从这个历史事实看，范仲淹和晏殊虽是互相欣赏的好友，却又分明是宋代士大夫中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代表。从“正直”方面看，两人也都称得上正直，但范仲淹实在太直了，在人际交往上很不开窍，很不圆通，性格即命运，这也是范仲淹一生悲剧性命运的直接原因；晏殊呢，从根本上看他也还算是正直的，但他对生存的气候，无论是大气候小气候，他都有清醒的自觉，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精细人，精明人，常常以曲线的方式去恪守自己的立场、应对难以应对的问题。又看他两次被贬，第一次他只因没有了解更深邃的政治背景，错在冒失；而第二次他很聪明地应对了一个难以应对的难题，却又一个跟头栽在以前的事情上。这次栽跟头，实在怨不得他，只怨鬼使神差的命运实在难以把握。而年轻的仁宗皇帝也是绝顶聪明，他以晏殊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而将其贬逐，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以维护太后的尊严为由，而贬斥了太后的心腹。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仁宗亲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剪除太后的嫡系，而在他心里，晏殊这个太子舍人从来就不是自己人，而是太后的心腹之一，至少也是太后宠幸的嫡系。——可见政治是多么复杂，人心又是多么复杂，而一部《宋史》仅仅讲述了一些历史的皮毛，元人脱脱也发了不少感慨，却从未把自己对历史的见解融入历史的情境之中，融入到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

随着晏殊第二次被贬，他与范仲淹的命运也被颠倒过来了，当他踏上被贬逐的路途，仁宗皇帝立马就把范仲淹召回京师，拜为右司谏。两个人，一个在走下坡路，一个在走上坡路。

这一贬又是五年，晏殊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实际上就是在长达十二年的贬官生涯中度过的。五年后，或许是看他在地方上干得还不错，仁宗此时也早已坐稳了江山，这才诏命晏殊还朝，对这个难得的人才开始利用。晏殊先任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随后又复为三司使。三司使执掌中央财政大权，但绝非后世想当然的财政部长，最少也是如今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又称“计相”。这也是晏殊第三次跻身于国家领导人之列。

是时，北宋与西夏在历经三十余年和平共处的岁月之后，又开始频频告急。在满朝文武中，晏殊的军政智慧又得以彰显，甚为仁宗器重，拜枢密使，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个大学士，成了执掌帝国最高军事机关的长官。在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时，晏殊又想到了范仲淹，他素知范仲淹一直文武兼修，一把佩剑从不离身，在军事战略上也颇有造诣，于是奏请仁宗，将范仲淹从贬官任上调为西线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镇守延州。而此时已为西线副帅的大臣韩琦也正在极力推荐范仲淹。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在两鬓苍苍中终于又迎来了仕途上的又一次机遇，随即便奔赴危在旦夕的延州。

而在范仲淹在冰天雪地里率师征战时，身为枢密使的晏殊依然享受着悠游富贵的士大夫生活。据宋人魏泰《隐居诗话》载：晏元献殊作枢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欧阳学士修、陆学士经，元献喜曰：“雪中诗人见过，不可不饮也。”因置酒共赏，即席赋诗。是时西师未解，欧阳修句有“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元献怏然不悦，尝语人曰：“裴度也曾燕客，韩愈也会做文章，但言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恁地作闹。”——对此事的记载，在宋人笔记中还有多种版本，一说为庆历中发生的事情，又一说为康定二年（1041年）冬，这些记载时空错乱，但意思大同小异：一个大雪天，欧阳修与一位陆学士在退朝后来晏殊家，欧阳修是晏殊知贡举时的士子，也算是晏殊的门生。年届天命的晏殊，此时已是位列三公的枢密使和太尉，但他对欧阳修这个比自己年轻十六岁、官也小得多的晚辈还是客客气气，还特意摆酒设宴，主宾暖洋洋地团聚在一起，围炉夜话，共赏窗前的瑞雪美景。没想到，欧阳修却对自己的这位老师一点也不客气，他即席赋诗，而且是一首很长的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但此诗绝对不是拍晏太尉的马屁，而是奉劝养尊处优的晏太尉别只顾自己欣赏雪景，此时万里边关，还有四十余万将士在天寒地冻中浴血奋战啊！

这首诗写得感人肺腑，让人沧然泪下，但这个欧阳修也真是太不识时务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大人不记小人过，晏殊是有涵养的人，当时倒也没有发作，但对欧阳修这臭小子他还是充满了一肚子的愠怒，后曾对人说：“当年韩愈也会做文章，去宰相裴度家赴宴，也只是赞赏他们家的园林盛景，绝不会如此捣乱！”又有人说，正是这次围炉夜话从此埋下了两人分裂的种子，其实晏殊和欧阳修这两位大才子一生多有龃龉，而且由来已久。同晏殊相比，欧阳修虽说也是一个风流才子，但在骨子里却是更接近范仲淹那样忧国忧民的国士。

不过，无论是欧阳修，还是范仲淹，都注定没有晏殊的官运，随着范仲淹等以文驭武的将领在西线驰骋征战，严防死守，北宋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以战逼和的局势，西夏元昊不得不再次向大宋帝国俯首称臣，而北宋也将以付出岁币等笼络方式以保持自己的“君”国地位。但为保一个国泰民安的文治盛世，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的。晏殊还真是有福之人，这个在暖融融的炉火边把酒吟诗、临窗赏雪的晏太尉，随着大宋天下重归太平，他也因运筹帷幄、调度有功，接下来还将要抵达人生仕途的巅峰状态。

三

庆历是宋仁宗赵祯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号，也是宋史和中国历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年号之一，很多载入史册的大事都在庆历年间发生，而晏殊也在庆历年间“独上高楼”，位极人臣。

庆历二年（1042年）七月，晏殊以枢密使加平章事，官拜宰相，既掌军又执政，但此时主持朝政的还是“一代名相”吕夷简。欧阳修痛斥吕夷简“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吕夷简罢相，其相权由晏殊全面接掌，晏殊以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晋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在宋史上，像晏殊这样既是执政的宰相又是掌军的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者，不说绝无仅有，却也十分鲜见，作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臣，晏殊除了不能当皇帝，实际上已抵达了人生仕途的巅峰。

有后世从姓名学上解释，这个既没有付出太多辛劳，也没有什么实在功劳的晏殊，之所以能迅速跃升到人间权力的巅峰，或与他的姓名有关。据说仁宗皇帝在刚刚度过一场西部边关的危机后，特别渴望天下太平，晏殊之晏，有天青无云之义，亦有安定、安乐之意，而河清海晏，也是历代王朝追求的理想境界。仁宗一辈子最渴望的不是乱世英雄，而是辅佐天下的太平宰相，而晏殊仿佛天生就是一个太平宰相。

随着晏殊拜相，一生崎岖的范仲淹，也终于进入了他一生最鼎盛的岁月。又看晏殊与范仲淹的合作关系，两人还真是相得益彰。此前，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为晏殊挣够了面子，也让他再次跻身于二府大臣之列；如今，范仲淹又在西线战事为晏殊挣得了更大的功名，也让他登上了人生仕途的巅峰。晏殊主政，于情于理都应该对范仲淹予以重用。他也真是这么做的，据《晏公神道碑》载：“当公居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但对这一段非常关键的历史叙述，无论是《宋史》，还是宋人笔记等，都有些颠三倒四，如同一段错乱的时空。我仔细梳耙了一下，范仲淹奉召回朝，为庆历三年八月，先任枢密副使，又转参知政事，这也是范仲淹有生以来第一次晋升为二府大臣。在晏殊对中枢进行人事大洗牌时，他的女婿富弼也超升为枢密副使，并将成为庆历新政的主要角色之一。为充实谏院，宋仁宗在庆历三、四年间，又先后钦命了四大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史称“四谏”或庆历四谏。据说，晏殊此次为谏院择贤，第一个选中的便是欧阳修，欧阳修也的确是四谏之首。若欧阳修真是晏殊举荐，从晏殊和欧阳修的过节看，这也足以证明晏殊还真是一个“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宰相。

当然，对于这些二府大臣和朝廷重臣的安排，也绝非晏殊一人做得了主的，每一项重大的人事调整，都须得到仁宗皇帝的钦准。一切部署到位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是庆历年间最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以范仲淹为主导的庆历党人所推动的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变革——庆历新政。

对于庆历新政，晏殊这个主宰天下的宰相，从一开始就显得态度暧昧，当变革不断向深水区推进，在变革派和保守派越来越激烈的交锋中，作为宰相的晏殊不说挺身而出，至少该表明自己的态度了，但无论在保守派的堡垒中，还是在新政派阵营中，几乎都看不见一个宰相的身影，他似乎是一个超然物外的局外人或旁观者，甚至连旁观的心事也没有，干脆躲进书斋里读书去了。——若从晏殊的性格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虽有“狷急”的一面，但那只是在下人和吏民前的表现，但在人际关系复杂而微妙的官场，尤其是在高度敏感的高层政界，他一直谨小慎微，处事圆通，又加之他已历经多年的宦海沉浮，在三起三落中有了更多的历练，对官场政界也就有更深切的洞见。很明显，他既不可能像范仲淹那样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也不会像欧阳修那样有“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这也许不是因为他性格懦弱，而是他不想失去自己已经拥有的、来之不易的一切。他的性格可以说是中性的，而中庸就是他人生仕途的大道。对于一个宰相，这倒是非常适合的一个角色，他这种中正、平和的态度，至少可以起到平衡木的作用，减少两派激烈交锋所带来的震荡。

若按晏殊的个性和历史逻辑的猜测，他对庆历新政应该是静观其变、乐见其成。对此，亦有后世不乏善意的猜度，一方面，他这样做是顾全大局，尽可能为国家保存元气；另一方面，他可能已经预感到了庆历新政失败的结局，为范仲淹等庆历党人免遭更大祸患，更为他自己全身避祸。作为宰相，他必须为自己的进退留下从容的余地，成则可以为庆历新政扮演一个护法善神的角色，败则可以宰相的地位收拾残局。若果真如此，就不能不说，他的这种选择还真是充满了高智商的政治智慧，既可明哲保身，又可游刃于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然而，在政治风云变幻之中，这种最聪明的选择其实也是最孤独的一种选择，既没有针锋相对的敌人，也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兴许就是他所描绘的“独上高楼”的境界，形单影只，孑孑独立，而所谓左右逢源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极易造成一种左右都不逢源、甚或两面受伤、两败俱伤的局面。

对于他这种无是非、无特操的暧昧态度，变革派首先就表现出了对他的不满，当天下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你一个主宰国政的宰相，却退到书斋里去读书，那你肯定不是一个国士，最多也只是一个儒士而已。相比之下，我觉得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比晏殊活得更真实，更有真性情，更忠于自己的内心，而他们内心里最大的抱负就是天下。晏殊一向以实诚的面目示人，但晏殊的实诚只是貌似实诚，晏殊的大度只是貌似大度。这么说罢，他的实诚与大度大多是表现在人生的细节上，而非历史的情节上。而在那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个宰相又怎么能超然物外呢？随着双方矛盾的空前激化，晏殊最终也不由自主地被卷进了漩涡之中，而首先与他交恶的又是欧阳修那个臭小子。回首庆历三年的那个春天，欧阳修被仁宗钦命为“四谏”之首，旋即便立下了首功，也可谓是帮了晏殊一个大忙，他弹劾罢黜了宰相吕夷简，不然，晏殊也不可能全面接管吕夷简的相权；随后，他又“请罢举正用仲淹，上从之”，这等于是又帮了范仲淹一个大忙，让范仲淹成为晏殊手下的第一副宰相，其实际权力甚至一度超越了位极人臣的晏殊。对此，晏殊都可以容忍，但他忍无可忍的是，欧阳修在庆历党人得势之后依然没有一点收手的意思，还在不断弹劾大臣，几乎到了挖洞寻蛇打的地步，这让一直没有选边站的晏殊头疼不已。

在晏殊看来，欧阳修自以为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他那些弹劾奏章就像一篇篇檄文，但他这样横冲直撞，一点也不懂得迂回转圜，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这让晏殊这个太平宰相当得一点也不太平了，连晏殊自身也产生了危机感。他深知欧阳修与范仲淹的关系有多铁，更深知欧阳修对他这个宰相早已心怀不满，说不定欧阳修下一个要扳倒的就是他这个宰相。晏殊当然不会流露出自己的这种危机心理，但他必须以宰相的身份去找欧阳修谈谈话了，他的谈话水平自然是高智商的、充满了政治艺术的，但晏殊的高智商遇到了欧阳修的倔脾气，无论他怎样好说歹说，欧阳修却是好歹不听，软硬不吃，还几次三番的和他这个宰相面红耳赤地干了起来。一个宰相被逼到了这种地步，就是脾气再好也忍无可忍了，于是，他决定行使宰相职权，给了欧阳修一个还算是优待的安排，“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实在说，对于欧阳修这绝对不是贬谪，让他顶着一个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去做河北省长，绝对比一个谏官要实在得多。但对此安排，非但欧阳修不满，其他谏官也坚决不答应，一致认为这是宰相晏殊杀鸡给猴看，既直接违背了皇上广开言路的英明决策，又无异于给庆历新政釜底抽薪，于是众谏喧哗，连上数疏，逼迫让晏殊收回成命。但晏殊这次也还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他堂堂一个宰相，又怎么能丢得起这样的面子？

晏殊既然不给欧阳修等谏官面子，谏官们也干脆撕破了脸皮，决心将晏殊彻底扳倒。为此，孙甫、蔡襄这两大谏官找到了晏殊一些贪赃枉法的罪证，但凭这点儿经济问题就要扳倒一个位极人臣的宰相，也实在太小儿科了。而这些谏官的智商也不低，他们又从政治问题入手，上纲上线，很快就找到了晏殊更大的一个罪状，其实是一桩早已过去多年的罪状：当年晏殊给李宸妃写墓志铭，刻意隐瞒李宸妃是皇上生母的真实身份，这是欺君之罪！——这不但揭了晏殊的一个老底，也直接触痛了仁宗皇帝一个隐忍多年的心疾，仁宗虽说仁慈无比，但在这方面还真是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旋即便把晏殊这个太平宰相给罢黜了。

对晏殊这次被贬，《宋史》是这样交待的：“殊出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谏官奏留，不许。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李宸妃是仁宗皇帝的生母，但仁宗一直不明真相，而李宸妃又早于刘太后逝世，当时命晏殊这个大笔杆子撰写墓志，因太后尚在，而且还在摄政，晏殊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将李宸妃是皇帝生母这件事在墓志中写出来。待到太后去世，仁宗亲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便有人向仁宗告发晏殊隐瞒真相，犯了欺君之罪。而年轻的仁宗皇帝，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也极度矛盾，一方面他对一直隐瞒自己身世的刘太后难免有所怨怼；另一方面，他是太后抚养成长，如果没有太后，他也做不了太子，更做不了皇帝。何况太后已死，无法责怪，这种郁闷情绪一直郁结在心中。此次，随着谏官的揭发，又重新揭开了他心底里的一个伤疤，在他为生母的不幸命运而心里滴血时，他也找到了一个最终的出气筒和替罪羊。历史宿命既然如此，晏殊也就在劫难逃了。晏殊被贬谪的原罪有二：一是没有在李妃墓志中说实话，犯了欺君之罪，但这又是一个让仁宗皇帝说不出口的罪状；二是他在担任枢密使时驱使官兵为自己建造府邸，“广营以殖私，多役兵而规利。”——这是一个可以说得出口的罪名，晏殊就是假这一罪名而被贬。

这已是晏殊的第三次被贬，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被贬。晏殊此时已五十三岁，他可能预感到不再有出头之日，挥别京师，一脸沉郁，前程从此步步成灰，一个人走到这样的地步，再也没有了希翼、期盼和追求。其实，宋代官员没遭受过贬谪的殊为少见，而贬官的待遇自有高低，其中赵普的待遇是最高的，哪怕被贬也享受宰相级待遇。除赵普之外，朝廷对晏殊也算是很优待的了，这次他是顶着一个工部尚书的虚衔知颖州。

被贬七年后，年届花甲的晏殊又以户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今西安），六十三时知河南，又迁兵部尚书，封临淄公。这一次被贬十余年，晏殊一直享受正部级待遇。至和二年（1055年），他已六十四时，老病缠身，才终于获准回京就医。当病情好转，他倒也没有托病赖在京师，又诚挚地向仁宗奏告，请求以老病之身再赴贬谪之地。这又是晏殊表现出来的实诚了，而他也又一次以实诚感动了天子。当四十五岁的仁宗皇帝，看到晏殊那长满了老人斑的脸孔，心底里油然泛起了几许苍凉。他或许又回想起了晏殊还是太子舍人的那段岁月，那时候晏殊正值而立之年，一张脸是那样儒雅光亮，在他这个太子面前还有几分矜持的威严，可如今，这一张老脸上，露出的却是谦卑而迟缓的笑容。这让仁慈的天子不由得一阵心酸，念他实在太老了，特命他“留侍经筵”，也就是为皇帝讲授经史，并下诏五日一朝。人生与历史如同轮回，一个当年的太子舍人，如今又变成了为天子讲经的君师。对于一个被贬的罪臣，这已是很优待也很轻松的安排了。未几，仁宗又看在他抱病为自己讲经的份上，恢复了他部分宰相级的待遇，其礼仪、随从均与宰相待遇相同，只是不复有往日的权势。但没过多久，晏殊又病倒了。仁宗听说，正欲乘舆去探望他，晏殊听说后，立即派人飞马禀告皇上，说自己的病快好了，请圣上莫要耽忧和牵挂。——这大约就是他对天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没过多久，他便去世了，享年六十四岁。

晏殊走得这样快，让仁宗皇帝有些出乎意料，也让他一直抱憾不已，遗憾的不是没有让晏殊多当几年太平宰相，而是在晏殊病逝前君臣俩错过了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一个天子的遗憾自然有很多方式来弥补，仁宗诏命，朝廷为晏殊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仁宗亲往祭奠，并追赠为司空兼侍中，谥元献。天子又为之亲篆碑铭：“旧学之碑”。

在一个“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文治盛世，作为人臣的晏殊，无论生前富贵尊荣，还是死后的哀荣，也算是极一时之盛了。

四

在北宋历史上，只有两位绝顶聪明的人物号称“太平宰相”，一是晏殊，二是蔡京。

晏殊之后，宋仁宗在主持制科御试时，因苏轼、苏辙昆仲联袂登榜而兴奋之极，史称“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然被仁宗皇帝视为天下奇才的苏氏昆仲，“卒不得大用”。

回溯晏殊一生，生于太宗朝，又历真宗、仁宗两朝。他的第一个历史形象，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神童。赵宋之世虽神童辈出，但以神童的特殊身份而登科入仕，抵达人间权力的巅峰状态，除了晏殊还未见第二位；晏殊的另一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形象便是所谓太平宰相了，他先后辅佐了真宗和仁宗这两位北宋历史上着名的守成之主，以太平宰相佐守成之主，如天作之合的历史互文。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里，晏殊恪守中庸之道，也深谙权力之道。虽说也经历过三起三落，但他三入府院，几度身居高位，从执政的参政知事到位极人臣的宰相，从掌军的枢密副使到枢密使，期间还做过一段总理帝国财政的三司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军事、财政枢要大臣他几乎都担当过，对当时的政治，既有全面的又有多维度的了解。但从历史事实看，他虽说不乏高智商的政治谋略，却鲜有政治思想，其政治立场，基本上是温驯地、又很聪明地顺遂帝后的旨意，但遇到合适的时机偶尔也会提出一些明智的政见。在历史关头，他英雄气短，而中庸之气太重，又过于爱惜“羽毛”，在他身上看不出范仲淹身上那种高远而超拔的精神光芒，多以明哲保身而回避风险，这让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关键岗位上没有发挥关键性作用，以致在政治上无重大建树。

无论同前辈名相赵普和寇准相比，还是与同时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比，他都称不上政治家。他对政治的贡献，仅仅体现在荐引人才、为国蓄才、知人善任上，而最典型的莫过于对范仲淹的荐引。他不是政治家，但他发现并荐引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诚如范镇对他的挽辞：“平生欲报国，所得是知人。”从本质上看，他也算得上一个公忠谋国、当之无愧的国士，对此，欧阳修在为晏殊撰写的《神道碑铭》中亦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其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辅道圣德，忧勤国家，有旧有劳，自始至卒，五十余年。”这与另一个号为“太平宰相”的一代奸相蔡京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又看他在教育上的贡献，历史上对他的评价甚高，认为他是宋代最早兴办官学的，对此我已在前文提及，他在教育上的开创性贡献以及所发挥的实际作用，都远不如范仲淹，若尊重既有的历史事实，他也难以称得上一个教育家，更非《宋史》所谓“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北宋兴教办学第一人，当首推范仲淹。

欧阳修为晏殊撰写的挽辞，可谓是对此公了解深透的一句诤言：“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窃以为，晏殊这个太平宰相最大的意义，或许更适合作为一个太平盛世最经典的符码而存在，而那盛世密码就在他的词中。

晏殊还有一个当之无愧的身份，北宋着名词人。他虽说出身卑微，但上苍慷慨地赐予了他一生的天赋和“黄金屋”、“颜如玉”的富贵美妙生活，他的一生和那个太平盛世一样恍若身在梦中，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美好的，其词得富贵悠游之滋养，在荣华中生长，每一句皆如从锦囊里掏出的美妙辞章。有人说他的词“出于天然”，却只是在春华秋月的天然中婉转，但对最直接、最真实的现实生活，如范仲淹笔下的那些民生疾苦和国家忧患，在他笔下则是一片空白地带，他“虽起田里”，但自从离开“田里”便一直保持着一种远离与超然的姿态，这让他的词虽有人生况味，却没有属于一个士大夫的内省和担当，更没有夺人眼目、摄人魂魄的扎扎实实的生活内容和生命体验，没有坚韧的根须，只有绰约的风姿。他最享受的生活是“一曲新词酒一杯”，他对生命的体验也只是“说尽平生意，雁在云鱼在水”。若以一句话来对晏殊的诗文进行高度概括，又可以借用欧阳修的一句话：“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

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晏殊对功名自是十分看重的，天底下又有几人真的不看重功名呢，又不想通过功名去换取富贵呢？若以宋朝与别的王朝进行比较，就是在一个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文治时代，这样的交易变得比较公平了，对文人、文章也就有了比较高的估价。但也有人既想以诗文牟取功名，却又酸文假醋地唾弃功名。譬如说那个“奉旨填词”的风流才子柳永柳三变。走笔至此又要提及晏殊与柳永的一段过节了，也是词坛趣话之一。

柳永只顾按自己的心情填词，却没有考虑政治后果，把当今圣上给得罪了。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载：一次科场大比之后，“临轩放榜”，宋仁宗一眼看到柳三变（柳永原名）的名字，忽然想起此前读过一曲《鹤冲天》，有一句让他过目难忘：“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柳三变这个名字又特别好记，当他在进士榜上一眼看到柳三变这名字，便发出一声哂笑：“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天子一声哂笑，就把他柳三变一个到手的进士给笑落了。于是，柳三变只好半是自嘲、半是哀怨地自称“奉旨填词”，兀自去过他那浅斟低唱、眠花宿柳的生活。但这个柳三变对功名又偏偏非常看重，一考再考，还真是登上了进士榜。但他既得罪了皇上，谁又敢给他授官呢？据宋人张舜民的《画墁录》所记，柳永中了进士，但主管人事的吏部不敢给他授官，他只能越级上访，“诣政府”，政府也就是相府，而此时摄政的宰相正是晏殊晏相公。

柳永早已听闻，晏相公是一个“奖掖后进，如恐不及”的好宰相，可他却没有好运气。在宋人笔记中，晏殊和柳永的那段简短对话趣味盎然，晏殊是明知故问：“贤俊作曲子么？”而柳永也实在是太不聪明了，竟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这是啥话？你那些淫曲艳词能够与人家晏相爷的曲子相提并论么？柳永因一句词惹恼了皇上，又因一句话又得罪了宰相，晏殊随即反唇相讥：“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看这句词的前后是“镇相随，莫抛躲。针线慵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这是柳永以相好女性的口吻来表达了对功名利禄的唾弃，而宋朝以科举为国择仕，柳永既想通过科举入仕，又口无遮拦，连连触犯了一个王朝的大忌，而晏殊黜退他，与仁宗皇帝如出一辙，你柳三变既如此唾弃功名，又何必当官呢？

说起来，晏殊那一曲千古绝唱《浣溪沙》也有一段趣话。据说，晏殊有一次去杭州，途经扬州，下榻淮东第一观大明寺，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前便在此传经授戒，文人骚客到了淮扬，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座山水园林般的古刹，而古代文人有题壁的习惯，在寺壁上留下了琳琅满目、逶迤相接的诗词。晏殊在酒宴之前，闭上双目，一边沿着墙根慢慢前行，一边让侍从为他吟诵壁上的诗词，认诗不认人，不许读出作者的姓名与官爵。这也是他的习惯之一。他这样一路听过来，一路闭着眼睛微微摇头，这满壁争奇斗妍的诗词还真没有几首让他点头称善的。一道诗墙渐渐走到了尽头，晏殊听到的已是最后一首词，他眼光一闪，睁开眼，看看此词是何人所作？一看，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落款为江都尉王琪。

就凭这首词，晏殊也不会小瞧一个小小的江都尉，他随即便盛情邀请王琪来与自己一起饮酒赋诗。时值暮春，落花流水，这让晏殊触景生情，忽然想起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一直到如今也没能接上下联，而他刚一提起，王琪便应声而对：“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连声叫绝，“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妙，妙，实在太妙了！后来，他便将这一联用于了他的代表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写出很多上佳之作，但如此绝妙的好词，乃是神曲，一辈子能写出一首就足矣，所谓神来之笔，所谓上帝握着你的手在写，指的就是这类神妙之作，不是作品，而是神品。王琪一辈子写了不少上佳之作，缺少的就是这样的神品，他在词坛的影响力也就远远赶不上晏殊，但他却为晏殊的一首千古绝唱而做出了神奇的奉献。而晏殊觉得这样的神来之笔用了一次还不不够，他还在其诗七律《示张寺丞王校勘》中用了一次：“元巳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虽说同样用了那如得神助的一联，但这首诗又远不如其小令《浣溪沙》了，可见光有一句神来之笔还不够，还有很多神秘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也是艺术的神秘性，时空中所有的秘密都没有艺术神秘。

晏殊被后世尊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在北宋词坛上，他与欧阳修并称“晏欧”，又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而北宋以词而胜于其诗其文者，又被后世誉为一流词人者，晏殊当为第一人，庶几也可称之为北宋第一词人。但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看，晏殊似乎还没有以一流词人而入他的法眼，史上被他列入一流词人的共有八位，五代南唐李后主、后唐冯延嗣；北宋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南宋辛弃疾；清代纳兰性德。不过，晏殊那首《蝶恋花》中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被王国维称之为“此第一境也”，这是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一境界。

晏殊描绘出了这个第一境界，又是否真正抵达了第一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