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1月16日，在都统衙门任职的俄军上校沃罗诺沃（Woronow, P P）报告说，发现有一名姓孙的华人翻译在东机器局附近的一个叫宜兴埠（I Ching Fu）的村庄向中国人勒索钱财，要求都统衙门务必逮捕此人。都统衙门将此案转交巡捕局办理。
这类“太君身边的人”丑闻发生太多，以至在1900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都统衙门干脆下令发布告谕，称以临时政府或军事当局名义征敛钱财实属诈骗。要求大家检举揭发，以便给予那些人应有的惩罚。 这篇告谕在1901年1月1日元旦这天张贴到了天津大街小巷：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现闻有人假充本衙门之人或充练军勒索钱文，准该民人等前来本衙门指名禀控，派兵查拿严办。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除了这些借着洋大人的牌子恫吓同胞的事件外，都统衙门还查获了多起华人制售假钞案，结果发现还有美国人卷入其中。依照临时政府的章程，它只能惩罚华人，而对于外国人，则只能送交其本国的领事处理。
在联军的统治下，对枪械实行了严格的管理，从都统衙门的会议纪要看，发现有私藏、携带枪械的华人，几乎都被判处公开斩首。有一名叫梁瑞堂（Liang Jui Tang）的华人，向联军举报了枪械，受到了都统衙门的嘉奖，获得奖金50元。外籍警官工作一天才2元，而华人二等巡捕日薪才0.10元，这笔奖金等于华人二等巡捕近两年的薪资。同时，都统衙门还发给他一张准许搜查其它武器和“拳匪”的证书，相当于“联防队员”，虽然此证有效期只有50天，而且逮捕工作只能由巡捕进行，但也足以给予这位举报者足够的权力了。但十天后，此人就被联军当局逮捕，起因是其将“联防队员”证转让给他人，而这些人打着这张特权证件扰乱治安被巡捕抓获。
同样的，都统衙门也处理过一起流言危机。曾有谣传说在联军放假期间可任凭各国军人抢掠，因此社会上惊慌失措，一些人乘机贩卖保护执照，都统衙门在圣诞夜这天及时发布了告谕，平息了事态。
比较有意思的是，都统衙门明智地采用了措施，对那些试图依仗教会势力进行渔利的教民进行了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