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贪官为何占绝大多数？

大致到南宋晚期和金、元之际，从官方到民间，人们抛弃了作为地位贵显而政事不繁杂的“清官”含义，而专用以指公正清廉之官，而古时的“循吏”一词，也逐渐少用以至废弃了。

古史上的清官只是凤毛麟角

以上谈了“清官”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可谓之“考”，以下的文字则可谓“辨”。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贪污腐化是阶级社会的痼疾，是一切剥削和统治阶级的通病。只要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存在，如贪官、官迷之类现象就势不可免。但是，似乎任何一个阶级社会同样都存在着维护社会公德和公道的道义力量和思想。例如在美国社会，固然有金钱万能、金钱至上的信条，但也无可否认，基督教的某些教义确是起着社会公德和公道的支柱作用。中国自汉以降，儒家的某些教义也同样起着社会公德和公道的支柱作用。古代的清官当然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他们的立身行事不仅在当时起着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为后世奉为楷模，并产生了颇大的精神影响，甚至还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清官文化。

其中尤以宋朝的包拯影响最大。尽管后世民间的传说故事已与史实相差太远，但真实的包拯无疑可作为清官的典型。史称“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闫罗包老。’”包拯规定：“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宋史》卷316《包拯传》。关于包拯详尽事迹，可参孔繁敏先生：《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但是，一个基本的史实，就是古史上的清官只是凤毛麟角而已。与极少量清官相比，贪官和瘟官一般占据了绝大多数，正如宋朝的李新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跨鼇集》卷19《上皇帝万言书》)十官九贪，正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正常状态。也许如在唐朝贞观之治时有所例外。唐太宗也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贞观政要集校》卷3《论择官第七》)可见贞观盛世亦并非没有贪官，只是比例很少，这在古代确是十分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