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粹“切腹”起源于中国？

及至清末，梁启超也在《中国之武士道》中辟出一章专门介绍弘演，并称赞他：“晏子有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若是夫懿公殆可非死之君也，然以一死动强邻，使国家亡而不亡，是则非为独夫死，为国民死也!”可见其影响之大之远。

《吕氏春秋》描绘了弘演这么一个“忠臣”：昏庸得只知道与鹤及宫人为伍的君主死了，尸体被敌人吃得只剩下了肝脏，弘演出使回来还要向君主的肝脏汇报任务已经完成了。不但如此，还为这样的君主哀恸大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弘演尽哀之后还切开肚腹，取出自己的肝脏，把卫懿公的肝脏放进自己的腹腔里面。那么作者写这个的故事的目是什么呢?《吕氏春秋·仲冬纪·忠廉》开宗明义地说：“士议之不知辱者大之也，大之则尊于富贵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虽名为诸侯，实有万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诚辱则无为乐生。若此人也，有势则必不自私矣，处官则必不为污矣，将众则必不挠北矣。忠臣亦然。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国有士若此，则可谓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难得，其患虽得之有不智。”可见这篇《忠廉》是为了规劝统治者要“重士”。为何要“重士”呢? 是因为作为东周贵族末端的 “士人”认为有比富贵更重要的准则，如不能达到，则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耻辱，一旦受这样的耻辱，甚至不愿意继续偷生，弘演就是这样的例子。而统治者如果能得到弘演这样的“士人”，则“便于主利于国”。

《忠廉》的作者也是“士人”阶层，规劝统治者珍惜重用“士人”是合乎情理的。并且为了强调弘演的重要，不但写他为主忘死，而且写弘演的死还直接导致了齐桓公为卫国复国。也就是说，如果弘演是白白为主殉葬，而不是复国有功，那就没有必要如此肯定他了。梁启超在其文中也是同样的看法。可见“为己为独夫而死”，在中国，并不像在日本般的受到重视和崇敬。

从弘演的角度说，他剖开自己肚子是为了自杀么?从他死前“臣请为裸”的遗言看来，“裸”字原意是绣有黼形花纹的衣领。按高诱等人的注乃引申为外衣的意思，可见弘演首先是不忍君主残尸暴露于野。这与见于日本古籍的切腹，从动机到内涵都有所区别。日本人之切腹(如《保元物语》中的源为朝，《太平记》中的村上义光，《义经传》中的源义经)，仅为了达成了断自己生命的目的，而且后世称赞他们，也多是从他们切腹的形容如何壮烈、姿态如何从容的角度，并没有如弘演般死亡尚要“有功于国”的附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