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原兵变：一场房产税逼出来的“革命”

在此之前，唐帝国沿袭着前朝的租庸调制，其实行的根本是对辖下人口丁员的详细统计。在当时的条件下，统计难度大且极繁琐，成本高昂。而当时各地方还加收各种税收项目，如运输所需的脚费、损耗。此外，还有地税和户税及商税、矿税、酒税等多种与租庸调并行的税收。

其税种之多、复杂程度之高、计入之难，超乎今人可想象范围。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建立户籍制度国家的主因。

两税法实行之后，所有税收都并入其中，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改革大大简化了税收程序，从而降低了征收成本。更重要的是，两税法的实行，使中国的百姓第一次有了迁徙的自由，也有了土地买卖的自由。这在历史上无疑是一次进步。

两税法的实施，也许会成为帝国中兴的契机。但是，唐帝国的两税制在实行之始，有着设计上的缺陷，这都是基于帝国政府只求简化自身操作上的困难，而把矛盾推向民众的思维。而且，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叛乱，打乱了李适的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开始武力削藩。一时间，群雄并起，战火不息。

当时，两税刚刚实施，安史之乱造成的破坏尚未完全恢复，朝廷负担不起每月高达一百多万贯的维稳经费。李适下出第一步昏招——听从度支判官赵赞的建议“借商”。即规定财产高于一万贯的商人，只准留一万贯作为经营产业之用，其余的一律借给朝廷充作军费。待朝廷讨贼成功后归还。

于是，首都长安的公安局局长韦祯(京兆少尹)亲自督阵，长安城管队长薛萃(长安尉)亲自驾车，每天一路搜刮财货，不亦乐乎。一旦怀疑对方没有如实申报财产，当场大棒伺候。所有富户的田宅一律封存估价，奴婢尽数抓走出售。这样一场混乱之后，却只筹到八十八万贯，那些热衷于执行政策的官员们，口袋却全都鼓了起来。终于，横征暴敛与赤裸裸的掠夺，酿成了长安罢市商人上街请愿的“群体事件”。

但是，这依然无法满足“维稳”军费之用，而两税法此时尚未见效，只能再开税种。于是，赵赞又想出一条妙计——税间架、算除陌。实际就是房产税与交易印花税。

旧唐书记载：“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投状自其有私簿投状。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