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曾做联合日本反对西方美梦

柳原前光在李大架子面前着实地将中日友谊发挥了一番，他说：“目下我国文化大开，交际日益广泛，近年来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往来频繁，但与邻邦贵国，尚未通情好，结和亲。两国虽有商舶往来，但未修邻交之礼，这岂不是一大缺陷？愿中堂大人尽邻邦之友谊，为共同之利益修盟订约，以敦千秋睦邻友好。”

李鸿章看着这位老弟，做起了联合东方，共同反对西方的美梦。他在给恭亲王的折子里这样写道：“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恭亲王虽然官比李鸿章大，但是去年的“天津教案”，李鸿章办得四面讨巧，八面玲珑，着实让成立了9年的各国总理衙门长了脸，开了大清国外交的新局面。所以受李鸿章的影响，他修改了前些日子定的政策底线：“允许通商，但不订条约”改为“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会议章程，明定条约”。柳原高高兴兴地经由上海归国。

他高兴，我们也高兴。可是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年，1871年6月，日本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天津商议条约时，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仔细看了日本带来的草案后大吃一惊。他拉下脸来说：“去年送来的约章，均以两国立论。此次章约，全改为一面之词，而且综合西方各个条约择优采用。这岂非自相矛盾，将前稿作为废纸不成？未订交先失信，以后的事怎么办呢？”伊达宗城和柳原前光马上解释一番。最后，李鸿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草案，对伊达宗城说：“自主之国，应有自主之权，何必遵循他人呢？何况条约中无可使西人生疑之处。两国有来有往，与有来无往的西方不同，故立约绝不可与西方完全相同。”伊达宗城要求日商和日货均入内地。李鸿章说：“华人前往西国，随处通行，并无限制。今日本系以八个口岸与中国通商，华人既不能到日本内地贸易，日本岂应入中国内地贸易？此系两国一致，确乎公允，何得引西约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