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还江姐清白：与彭咏梧是革命伴侣不是“小三”

江竹筠那年只有27岁，却已经从事了多年地下工作，斗争经验比陈然、吴子见等几个年轻人要丰富得多。她那时候就是几个年轻同志口中的“江姐”。

因为负责编辑工作，吴子见有很多资料和稿件存放在屋角的一个箱子里。常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让江竹筠对于这只箱子很不放心，经常主动帮他清理，烧毁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有次，吴子见在街面上碰上江竹筠，正好有事要谈，便高兴地打了个招呼。不料，一向热情的江竹筠却对他熟视无睹，看也不看他就走了过去。碰了钉子后，吴子见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他和江竹筠的关系是地下工作，两人公开的身份没有交集，不能公开往来。

《挺进报》绝大部分的发行工作都由江竹筠负责。每期报纸，经过她的手分发出去的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份。这是整个工作的最后一环，危险性不言而喻。

地下党员王珍如曾经参与了一次投递工作。据她回忆，当时江竹筠和她像一双出门逛街的小姐妹，提着一个绿色的帆布旅行袋出发了。第一站是民生路邮局，江竹筠四下望了望，王珍如也学着她的样子观察一下四周。没等她转回头，旁边的江竹筠已经从旅行袋里抽出信封扔进了邮筒。上半城的投完了，两个人又转向了下半城……为了让敌人摸不到邮路的规律，整个城区的邮筒被投了个遍。

《挺进报》除了在地下党组织内发行，更多的是随机投递，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到真实的新闻和中共的声音。不过，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之后，他们也选择一些特定的报纸投递对象——国民党军政要员。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了一封“亲启”信，信封里就是一份《挺进报》和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朱绍良又惊又怒，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二处其实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徐远举另一个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大特务头子。《红岩》中头号反派徐鹏飞的原型。

1949年12月，徐远举在昆明被捕。据他在交代材料中供述：“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