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

出版《曾国藩全集》承受了怎样的压力

一九八四年，我被动员到岳麓书社当了总编辑。此时，书社已经将《曾国藩全集》列入了选题，我决定由邓云生(即唐浩明)来当责任编辑。邓学过工程，我觉得这正好是他的一个优点，因为学工的人经过科学技术训练，工作方法比较周密。我对他说，你搞《曾国藩全集》正好，学过工科是你的优势，何况你后来还是文科研究生呢。

为了出《曾国藩全集》，书社和我承受了很大压力。唐浩明后来因为写小说《曾国藩》出名了，但当时还没有出名。我却已经搞了《走向世界丛书》，在全国有了一点影响。书社的总编辑又是我，所以这个压力主要由我来承受。

《曾国藩全集》付印的头一本《家书》出版后，《湖南日报》发了一篇大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还有人向省委告状。我对社里同志们说，沉住气，我们不必和个人去争论，这种争论一开展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只要快出书，出好书，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

为什么说中国有力量追求进步

很快，报纸发表了评论，把湖南新编《曾国藩全集》比成“爆炸了一颗文化上的原子弹”，都说出版曾国藩的书是大好事。省里面的人和负责审读的人就不多说多管了。

有人后来说：“策划新编曾国藩的书没什么值得提的，《曾文正公全集》光绪年间就刻印了，民国时期到处印，列入规划算什么呀!”现在来看，印曾国藩的书当然不算什么，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讨论出版规划的会，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去呀！我也并不认为提议、策划出一部书有什么“值得提的”。做这件事情，开始是出于我的本心，后来是我当总编辑的责任；选派适当的人当责编，也是我分内应该做的。如果这部书还有缺点，作为总编辑，首先也是我的责任。

我从来不认为别人发表文章批评反对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今天还有人不赞成出曾国藩的书，也没有关系。提倡自由，不能只意味着我要自由，别人也要自由，也有他说话的自由。我认为，评价曾国藩是一回事，提供完整的资料又是一回事。我一般不去读评论曾国藩的文章，更不去参加争论，那样反而会妨碍书的编辑出版。我总是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这样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只说，要肯定他，要批评他，都得看他的书；不看他的书，讲的很多话就没有常识。这样立论最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