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杜老是怎样指导我做调研的

我不由得想起帮他整理“自述”时，他不止一次说到这次包产到户改革的方式，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所有那些反对者，一个都不处理，包括罢官的，也是平调，甚至调到中央来做官。

我现在才大胆把这些上升为一种“政治理念”，所以我给老朋友宋丽娜写信说：有没有一条杜润生的路线，依靠“说服”，而不至于“鲁莽灭裂”？

我后来跟杜老熟了，每每想到，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杜常常被视为“经济学家”，他好像也认同了。做事有分寸，不越界，讲究保持其党内和部门内的“发言权”。与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别。可能有人会为此轻视他，其实他极富政治头脑。要不怎么说他是某公的左膀右臂呢……

所以我的老同学、曾任香港证监会主席的王沅说：杜老不仅仅是个经济学者，而是一位通达的政治家。

当然，日理万机，人也不免有操作失误，在有些地方（如经常把秘书抛在一边），杜也像他的老领导邓子恢。在我看来，对杜的认识，很多人还不如李克林。

不再能向杜老当面请教的还有很多，比如我今年启动的“统购统销”研究，通过它我明白了杜老和邓子恢为什么持有不同意见；也重新认识了“新民主主义”，深化了以前的研究，还发现了“去货币化”的大问题……

传说杜润老曾经说，他这一生是无悔的。很可能吧。但我还要说，历史是很难写的，现在的“大数据时代”要求收集“全元素”的史料，而非经济学之剔除其他，一意寻求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杜老就曾私下跟我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不是过于成功，反而阻碍了其他路径的选择？这样思考问题，就很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