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杜老是怎样指导我做调研的
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正是因为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批评,我们都在无形中有了一位难得的老师。当然,杜老给我的教诲还不止于此,在日后我为他写回忆录时,更涉及许许多多我不懂的国民经济问题。近十几年来,有些学者看好我的当代史研究,其实,这离不开我的这位老师;而且从那时候起,可以说,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系统研究;当然,还有一条就是我肯于下乡调查。
其实,这也是他“指挥”我去做的。这就要说到所谓“反行为”研究了(反行为,即面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公社制度时,以“反道而行”的行为来消解这项制度——编者按)。很长时期有一种观点,好像农民是信服“集体化”,是上级“要怎样他们就怎样做”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小组会上脱口而出:农民是有他们的“反行为”的!
就因为这句话,杜老说: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做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他指示我专门去做此项调查研究。
为此我们选了一个点:山西太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曾在太谷插队,除了那个村子以外还在另一个村工作过,认识了省级劳模游墨则。只有一个地方,感到调查还没有把握,因为我以为“反行为”是国外社会科学的一句通行用语,实际上它是我的一个“直觉”(很久以后法国社会学家对此大表赞同),以前从没有过。它能否被证实,就是第一个大问题。
太谷还是杜润生的家乡,有不少亲朋故旧,比如老县长要进之,就是他的同学,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他首先就肯定了我们调查的那些东西是存在的,还帮助我计算了当地农民能够从集体手里拿走多少粮食。具体说,其比重大约有20%。
这一点也为杜老所接受,并在日后应用于全国的数据估算。前一两年,我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当众对林毅夫说出,他因为是第一次听说,还感到震惊。
经过太谷的第一次调查,我心里有了底,就给杜老打长途说:我们的研究可以立住了!
回到北京后,我给他做了详细汇报。他亲自出马,带我一起去某大牌基金会,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得到批准
第二年我又去了太谷,杜和我相约在那里见面,他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回家乡了。那天见面的,还有他的90多岁的舅妈。据说杜很小就父母双亡,是为舅舅舅妈养育大的。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只知道是1903年(现在通行的说法都是编的)。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老人,她是董村人,离我插队的西吾很近。她很感慨怎么当年自留地的产量比集体地里要高上几倍!这正是杜老所说的“自留地效应”。因此包产到户可以增产,他早就了解了。有同人说,杜润生一开始不同意包产到户,这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