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靠什么手段“扶摇直上”？因对一事物极力宣传

主持毛泽东诗词出版讨论会

1960年代开始，毛泽东将注意力转向“反修”，康生被委以重任，在钓鱼台主持撰写“反修”檄文。毛泽东则以赋诗填词来表达政治家的诉求，从而形成继创作长征诗词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通晓诗词的康生此时虽看似“述而不作”，实则颇受倚重。

1961年10月下旬，郭沫若在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赋七律一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于11月17日写“一从大地起风雷”的唱和之作。次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读到康生抄示的和作。毛泽东在唱和相隔整整50天之后，方经由康生抄示郭沫若，可以想见，康生对毛泽东借助一出戏和一首诗来做“反修”大文章的意图十分明了。毛泽东后来曾公开表示：“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得到康生的抄示，郭沫若当天即以毛诗原韵再唱和，以“僧受折磨知悔恨”的诗句表示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并请康生转呈毛泽东。1月12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康生，内中一段是：“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遗憾的是，康生的信未见披露，故无法知晓他在信中说了哪些令毛泽东“极高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