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死与新生

这意味着第一批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在短时间内受到的辐射，会超过人一生允许承受的最大剂量。

更何况，大多数人都对灾情一无所知，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注意什么。

当天值勤的消防员们徒手爬上正在溶解的屋顶，他们还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火灾。“他和战友们穿着体恤和衬衣冲进了火场”，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妻子说。

临走前，瓦西里告诉妻子柳德米拉，他很快会回来，可几个小时后，当柳德米拉急匆匆赶到医院时，看到新婚燕尔的丈夫因遭受致命辐射躺在病床上，全身水肿，皮肤胀得十分厉害，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几天后，细小的肺和肝脏的组织碎片开始从他的嘴里向外涌。这些细小的内脏器官碎片让他咳嗽不止，有时甚至会令他窒息。

瓦列娜，基辅市优秀少先队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她是最早抵达现场的志愿者，也是第一个倒在核辐射现场的孩子，她的生命定格在十五岁。那天是她的生日，原本她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去第聂伯河上划船。

为了扑灭反应堆大火，苏联当局从阿富汗前线召回了顶尖飞行员，连续不断从高空朝反应堆裂口投下八十公斤沙包，一个飞行员每天飞行三十多次，每次飞行会吸收五到六伦琴辐射。在灭火行动中，很多直升机驾驶员遭到致命污染。

一开始，苏联官方并没有重视这场事故。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里，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苏联科学院院长等官员对事故轻描淡写的态度：“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

直到第一张辐射污染图绘制完成后，苏联人才发现，污染区内已经不适于人类生活，一些距离核电站较近的居民区才开始紧急疏散，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30多个小时——很多人已经饱受辐射污染。

然后，扩大到半径30公里范围内都要撤离，总人数达到11.6万人，上千辆大巴赶赴现场。

核电站附近的居民阿•佩尔科夫斯卡娅还记得当时的情形：“4月27日早晨5点钟，让我回家收拾东西，我回到了家里。弟弟坐在安乐椅上——他没有睡觉。我对他说稍许打点一下行装。可是他只是收拾了一下各种证件......他只带了证件，一件换洗的衬衫和一件上衣。这就是他的全部行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