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袁庚的改革往事：向前走 别回头

在蛇口工业区的创办过程中，袁庚秉承的正是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启动。一开始工人们干劲不高，每人每天8小时运泥20车到30车，为了刺激干劲，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每车奖4分。工人们干劲大增，一般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达80至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

这种作法很快被上级部门勒令停止，袁庚急了，请来新华社记者写内参，直接送到胡耀邦的案头，仅隔一天，蛇口的工地上就恢复了定额超产奖。随后的1983年7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工业区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

创业初期，袁庚和他的大将们遭遇的艰难可想而知。1981年底，在招商局发展部的年度总结汇报中，对外招商引资的数目为零，袁庚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他说：“没有人来投资，工厂办不了，追究下来，我会负总责的。大不了，了不得，回到秦城去。”

“要是成功了我们都没有话说，要是失败了，放心，我领头，我们一起跳海去。”原蛇口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周为民，至今记得在一次企业管理培训班课上，袁庚曾经说过的这句话。

“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但是，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舆论。

“父亲那时其实是在与他的同代人斗争。”袁庚之子袁中印说，当时全国声讨深圳，连袁庚的许多东纵老战友都严厉指责他。

因为袁庚的种种举措在当时显得确实太过“惊世骇俗”，比如，他当时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两句口号，便引起过很大的争议。

据袁庚的多年老友、南山区前宣传部部长陈禹生回忆，这两句标语来自袁庚在香港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当时袁庚与一位香港老板谈生意，要买下一栋价值几千万元的楼房，双方周五下午两时签约，之后一起吃晚饭。但这名香港老板婉拒了会餐，因为他要马上把钱存入银行。因为星期六、星期天是假期，不能存钱，如果把2000万元星期五3时放到银行去，以当时的浮动利率14%来算，会多出几万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