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料，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

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吗？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说第一轮只要有一个评委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轮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像国内。”

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

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地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像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

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四

九十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

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不久，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