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忆父亲季羡林，迟来的父子情更深

父亲试图和我们多接触,故意逗我和姐姐玩。但总是那么一小会儿,他就抱着书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有一天,我正在外面玩,被父亲叫了进去,亲切地说:“这是我给你们买的金笔,你们俩一人一支,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同时,父亲还拿出了一条德国产的腰带,递给我说:“给你留个纪念,这是在德国买的。”这条腰带我一直保留至今。

不久,父亲又要离开家去北大教书了。这是我出生后父亲第二次离家远行,我心里有种失落感。上中学时,已略懂世事的我似乎意识到了一种东西,那就是父母之间缺少什么,他们就像毫无干系的两个人,母亲只念过小学,对父亲搞的学问一窍不通,一辈子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父亲写的书。对于母亲的勤恳辛劳,父亲偶尔会流露出感激,但是我很少看见他对母亲说什么。

1952年,我考入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姐姐考上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姐姐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核工业部设计院,我分配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翻译。虽然姐弟俩都到了北京,但和父亲接触依然不多。直到1962年,我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恰巧父亲又分配了4室1厅的房子,于是,将母亲和老祖一起接到了北京,我们一家人才团聚了。

那段生活,成了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家人朋友时常团聚,母亲会做一大桌子菜,看着众人狼吞虎咽。后来我的女儿和姐姐的儿子相继出生,天伦之乐抚慰着母亲那颗酸涩的心。

人近中年的我,已经读懂了一个父亲的含义和责任,对父亲早年的做法埋怨在心,我仍旧很少喊他一声“爸爸”。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卷入漩涡被抓去了牛棚,这次我想喊他一声都难了。这一次,我们父子第三次离别,又是长达数年……

三位亲人相继离世

父子积怨爆发老死不相往来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看不到父亲,又担心会出意外,母亲经常暗自落泪。1978年,父亲重获自由,恢复原北大东语系主任职务,同时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工作恢复,亲人团聚,一家人在历经风雨过后迎来了新的生活。

也许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60岁的父亲一心扑在工作和做学问上。母亲神色黯淡地对我说:“你说他,都忙了一辈子了,也不歇一歇。”透过母亲的话,我领悟到:晚年的母亲渴望老伴的关爱,希望父亲能陪她走过最后一程,这也正是我们做子女的想法,我决定找父亲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