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女记者周轶君

在周轶君看来，阿拉法特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办公楼的建筑几乎都在2002年9月以色列的袭击中被毁坏，他的办公室仅有10平方米，有一面国旗，一张桌子，一座钟，一台空气交换器。进餐时没有餐桌，就在办公桌的另一半，桌上有个裂缝，上菜时就把这道裂缝挡上。周轶君还特意写道：“阿拉法特那双颤抖而柔软的手……”

周轶君通过女性的眼光，从独特的角度揭示着战争、人性、挣扎与无奈。对重量级人物的采访是细腻而婉转的，对于身边的平常人与平常事，她的心也一样柔软多情。

在当地，很多小孩子靠卖口香糖赚钱。有一天，周轶君将车停在路边打电话，一个小孩马上跑过来兜售他的糖，周轶君没顾上搭理他。打完电话，周轶君猛然发现那个孩子正蹲在车边哭泣。孩子说，这一天他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父亲失业了，母亲有病，兄弟6个人都在加沙不同的角落卖糖、卖报纸，他已经十几岁了，从来没有喝过牛奶。周轶君立刻把孩子的糖全买下来。后来，周轶君在另外一个地方又碰到这个孩子，她对孩子说：“我可以买你的糖。”但是孩子很有尊严地回答：“我不是乞丐，你不用这样对我。”那一瞬间，周轶君对这个孩子肃然起敬。

新华社驻加沙的房子特别大，周轶君一个人住着198平方米的居室，但忙碌的她经常没时间走到客厅去，客厅里的钟表停了多久她也不知道。周轶君不是一个很恋家的人，但有一年中秋特别地想家，房子的窗户对着地中海，她就冲着地中海大声地喊“妈妈”。不过，这种小情小调对她来说太稀罕了，驻加沙的大多数时间，她都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去孤独。

周轶君在加沙的两年，生病不多，但真病了的时候却不敢去当地的医院，因为里面经常停放着在冲突中死去者的尸体，医院也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死亡医院”。有一次，周轶君发烧，在北京的同事从她发回的音频稿件中听出她生病了，千里迢迢寄来了体温计和唱片。周轶君收到这些东西时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了，体温计早在路途中被挤压碎。还有一次。周轶君感冒了。当地的雇员给她拿来了加沙的药，药片特别大，她吞下去的时候差点被噎着，好在时间不长，她的病很快就好了。